编者按

　　从2005年底到2007年初，作者谭国武在朝阳日报社工作期间，怀着对家乡文化的挚爱，汉书挂角，背起行囊，开启了行走和抚摸辽西山川的脚步，并撰写了《努鲁儿虎行》系列文章。

　　依地理形势而言，努鲁儿虎山就像燕山山脉和大兴安岭山脉之间的一个大大的绳结，把各种朝向的诸多山脉扭结在一起，同时，依傍这个巨大的“中华结”，诞生了三条大河，即向东的大凌河，向北的辽河（老哈河）和向南的滦河（青龙河）。由此，把中原与北方、东北、东北亚地区诸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紧紧地联系起来。

　　《努鲁儿虎行》从2006年1月在《朝阳日报》发表第一篇《努鲁儿虎——我们的父亲山》，到2007年3月发表第三十七篇《黄花滩建州古城》，其间，凌源市、喀左县、朝阳县地界基本走完，建平县、朝阳市区也完成大部分采访任务，后因作者工作调动而搁笔。

　　现在本网发表《努鲁儿虎行》系列文章，以便让更多网友了解朝阳，认识朝阳，从而提升朝阳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朝阳良好形象。

《努鲁儿虎行》系列之三十三

亡命晋出帝（下）

文图/谭国武（辽宁朝阳）

　　石重贵北迁，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辽史》等书均有记载。但各书所记的迁徙路线、重要地点等，尚有出入，颇多疑点。

　　1998年和2000年，石重贵之子石延煦的墓志分别被朝阳市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到。这一发现，为我们订正史记之误、了解石氏北迁及在北方的生活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尤其更改了“石氏安置建州后，不知所终”一说。2004年第11期《文物》所载都兴智、田立坤的文章《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一文考证备详。

　　石重贵最初的流放地是黄龙府。据《旧五代史》记载，开运3年正月，石氏一行自开封启程，经北京，过山海关，锦州，渡辽水，到达黄龙府。接着，又受契丹国母述律平之召，去往怀密州。当行至辽阳时，永康王又下令他们在辽阳城住泊。直到第二年八月，“太后驰至霸州，诣永康，求于汉儿城侧近赐养种之地，永康许诺，令太后于建州住泊。汉乾祐二年（949年）二月，帝自辽阳城发赴建州。……帝自辽阳行十数日，过仪州，灞州，遂至建州。”怀密州即怀州，以辽太宗怀陵而得名。之所以命石重贵等改徙怀密州，实际上是让他们到那里去替辽太宗守灵。怀州治所在今内蒙古林东县西北岗庙村。仪州即义州、宜州，治所在今义县。灞州即霸州，今朝阳市。

　　这里有2个问题需要厘清。一、区别黄龙府与黄龙城。《旧五代史》引《帝纪》及《资治通鉴》都认为，“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地在今吉林省农安县。黄龙城、和龙城即今朝阳市。《帝纪》及《资治通鉴》误把黄龙府与史称黄龙城的朝阳混为一谈。二、石氏一行是否到过黄龙府，《旧五代史》说“渡辽水，至黄龙府”， 《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也都记载他们最后到达了黄龙府。但据《石重贵墓志铭》记载：“至六载，王（指石重贵）惑于奸权之说，有大恩不报之义，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据此可知石重贵等并未到过黄龙府。其北迁的极点只到达东京辽阳府。

　　一路上，石氏一行在北迁过程中断粮少药，降尊受辱，风餐露宿，艰辛备尝。随从的宠姬赵氏、聂氏也被契丹贵族强掠而去。连亲生女儿也被永康王（即后来的辽世宗）抢去，赠送给永康王妻兄禅奴舍利为婢妾。在辽阳迁往建州的途中，石重贵生母安太妃病卒，“乃焚之，载其烬骨而行。”“沙  中无草木，乃毁奚车而焚之，载其烬骨至建州。”汉乾祐三年（950年）李太后病，“无医药，常仰天而泣。”冯皇后不忍少帝受辱，欲求毒药与少帝一同自尽而未果。一家人的惨状由此可以想见。

　　后汉乾祐二年二月，石重贵等人到达建州。当时，任建州节度使的，正是赵氏家族中人赵延晖，他善待了晋帝、后，史载“节度使赵延晖尽礼奉迎，馆帝于衙署中”。在城南数十里处给地50顷以自养，定居下来。“帝乃令一行人员于寨地内筑室分耕，给食于帝。”后汉乾祐三年八月，有汉人从塞北南来，说石重贵与冯后以及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在建州，其余跟随石重贵到了契丹地的随从职官役使等大多逃亡了。当初给石重贵写降表的那个范质撰写了《晋朝陷蕃记》，里面记载：“少帝初迁于黄龙府，后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今据《石重贵墓志铭》，知道石重贵卒年为保宁六年（974年）。以其亡国北迁之年计，石重贵实际上在建州生活了28年，而不是18年。

　　石重贵在建州生活的第3 年，辽穆宗耶律璟登基，从此，他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不但自己被封为晋王，其子延煦也担任了保静军节度使、建州刺史之职。延煦和延宝之子亦得授官封爵。石重贵墓志铭记，石重贵死时，“皇上轸悼，赠赙加等。丧葬之事，一以官给。敕著作郎冯侃致祭兼监护焉。诏用王者之礼。”

　　至于石重贵被安置在建州的驻地，《辽史·地理志》载：“汉乾祐元年，故石晋太后诣世宗，求于汉城侧耕垦自赡，许于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顷，营构房室，创立宗庙。”根据史料及墓志所记，其地又称“石家寨”“安晋城”“晋城”。其位置或说在“大柏山脉的一条河川里”，或说在今胜利乡五家子村南的辽代遗址，或说在大凌河北岸的乌兰和硕乡黄道营子一带。史料记载不足，墓志记述亦语焉不详。因此，其确切位置，仍有待于下一步的考古发掘。

　　（此文发表于2007年3月22日《朝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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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国武，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教师，朝阳市国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爱好古文字和古文化研究，在《朝阳日报》、《辽宁日报》、《满族研究》、《理论界》、香港《大公报》等各类报刊发表相关文章20多万字。曾参与《辽宁文化通史》的纂写工作，在《朝阳日报》社工作期间，采写《努鲁儿虎行》系列文章近40篇。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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