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写给自己

“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四章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写给自己

　　幸福是财富，苦难亦是。比它们更珍贵的，则是领悟。我们这代人生活得如此认真，尽管属于我们的春天满地泥泞。

在踉跄中完成最初的成长

　　真正陷入泥泞，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9年底，造反派勒令我们搬家。12月29日通知，12月30日必须搬完，只有一天时间。当时父亲已被关押两年，母亲刚刚解除监禁，大姐发配黑龙江农场，二姐分到安徽，三姐去了内蒙古兵团，大哥在陕北插队，只剩下我和上初中的弟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带着我们收拾的东西，反正家已被一遍一遍抄过，门也被一遍一遍封过，实在没有太多东西好拿。第二天一早，我们爬上大卡车，凛冽的寒风之中，连人带货一车拉到了北太平庄。

　　北太平庄大院里，别的家庭都在热热闹闹地买东西准备过年，我们一家如何在那个小单元中，茫然无措地完成安顿，度过60年代最后一天，迎来70年代第一天，一点儿记忆都没有。也许专案组那些人就是要用这种特殊方式，让我们记住这个“无产阶级取得伟大胜利”的元旦。

　　我们还获得一个最新称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他老人家给起的。“黑帮子女”还只是形容这些子女的家庭背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却指这些子女本人几乎无可救药但勉强还可以救药了。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面前，我感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黑帮子女”的杀伤力还要大，更让人难以接受。

　　自上学以来，虽然有过个别捣蛋行为，甚至还鬼使神差地逃过一次学，在外面漫游晃荡一天，但在课堂上，我却一直是规规矩矩的。三好学生、四好学生、五好学生……自幼以来得奖状无数，各门功课皆优。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当中队长，当班主席，六年级时获“特等生”荣誉。小学升初中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全部免考，直接保送上中学。当时全班近50人，成为“特等生”保送上中学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女生朱小同。别的同学紧张万分地走进考场，在一遍又一遍刺耳的铃声中坐好、发卷子、开始答卷的时候，我可以在操场上开心地荡秋千，看蓝天白云，哼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现在好了，一瞬之间成为几乎无可救药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我被学校评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9月份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刚刚排练好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1日，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组成方阵，接受领袖检阅。我们手持鲜花，根据不同信号旗举起不同颜色的花束，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就能看到不同的图案和组字。为了确保整齐划一，我们每个人都反复默诵不知讲了多少遍的特别规定：眼睛只许看信号旗，不许看游行队伍，更不许伸头张望天安门上的领导人。只有待游行结束，最后一个节目才是属于我们的。那一刻少先队方阵把所有鲜花举过头顶，一齐跑向天安门。

　　事前众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了，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甚至踩死，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最后这一点令我们印象特别深，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来——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我们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那个时刻令人终生难忘。我们全体少先队员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双手挥舞鲜花，一片鲜花的海洋，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当我们跑到金水桥西侧，大家的喘息、呼喊立即变成纵情的欢呼，因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正好向我们这一侧走来，一边走，一边招手。没有走到尽头，老人家停下脚步，侧过身来扶着栏杆，身体前倾，向天安门下面金水桥畔的少先队员招呼致意。

　　这回真看清楚了：毛主席的脸色又黑又红，微风吹起了他的头发，他微笑着，那么健康和慈祥，向我们一下接一下挥动手中那顶浅灰色的帽子。那一瞬间深深嵌入我的脑海。教室前方正中间悬挂的那幅毛主席的标准像，梦境一样化为眼前的真人！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周围几乎没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个个在流泪，个个在抹泪，个个在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毛主席万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间过去四十多年，还常常回想这一幕。那个年代已经被归入“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我们当时的行为就是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吗？一个11岁的少年，知道什么叫“个人迷信”？知道什么叫“个人崇拜”？在哪儿学的？谁强迫的？似乎并没有。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中的太阳。见到毛主席，让周身沐浴阳光，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幸福。少先队员并不迷信，人人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鲜血染成。但当“红太阳”迎面升起的那一刻，那种空前强大的磁场，让人觉得看见的确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来还是在梦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阳神。

　　万万没想到，不过6年之后，这些神圣的东西竟然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起因就是那场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9年4月，我和老友甘治在家中收听“九大”召开的新闻联播。当时外面街道上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俩把门窗紧闭，趴在收音机前，边听新闻边悄悄议论。如果把当时两人的话语一字一句记录下来，再拿给6年前的我看，肯定会被自己这些“反动言论”惊得目瞪口呆。

　　6年的变故如此之大，绝不仅仅因为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父亲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母亲多有论及，我不赘述，只补充一件事：我们家从昆明到北京，正屋中间一直挂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父亲最喜欢这幅挂轴，多次请别人来讲解，自己也亲自讲。父亲每次讲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时，眼中似乎总有泪花闪过。当时我年纪尚小，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一句，怎么讲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说“牺牲”而要说“折腰”呢？“折腰”后一定会死吗？

　　《沁园春·雪》大条幅旁边，还挂有两幅小一些的条幅：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父母同样不知多少次给我们讲什么叫“千夫指”，什么叫“孺子牛”。由此还生出后来的一个笑话。

　　“文革”兴起时我上初一，眼见别人纷纷造反了，班里几个好学生紧急商量：不能再让别人说我们是“小绵羊”，必须成立个战斗队。叫什么名字呢？我一下想起了家中的条幅，张口说：就叫“孺子牛战斗队”吧！当时大家也没什么好主意，于是一致通过。后来才明白我们犯下的错误是多么明显。

　　在那个盛行“造反有理”的年代，这个名字的确糟糕透顶。很快，高年级甚至同年级同学都开始笑话我们。连初二女生都成立“雄狮战斗队”了，人人在传诵红卫兵战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如此强悍的氛围下，我们竟然管战斗队叫什么“孺子牛”，不但一点儿提不起造反之气和战斗之气，反而一看就知道是一伙不折不扣“五分加绵羊”式的“老保”（对保皇派的称呼）！

　　战斗队刚刚降生即遭此重挫，垂头丧气的我们蹬着那辆不知从哪儿借来、总也把不稳方向的三轮车，在校内校外刷了几条标语——糨糊还是家里陈秀英阿姨帮着熬的——全部战斗活动便草草收场。四十多年过去，2008年初，老同学聚会回忆往事，一名当年的战斗队成员还在大声发问：“‘孺子牛’这名字是谁起的？”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这种家庭教育很难产生“造反派”。“文革”开始，我们全家无人热衷造反，更无人模仿当时的时髦举动，站出来“大义灭亲”，揭发自己的父母。对“革命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革命者的命”这类拐弯抹角、深奥复杂的政治斗争概念，我们这家人感到分外难以理解，分外难以实践。

　　自己不实践，别人就给你实践。很快，这句话应验到我们头上了。

　　1967年初，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次家庭会议上，爸爸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有一天我被打倒了，你们也跟党走，跟毛主席走！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坐在那里听，不以为然。妈妈却坐不住了，赶紧补上一句：当然啦，你爸爸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不会被打倒，谁也打不倒。

　　没多长时间，他们就双双被打倒了。这就是那个荒谬的年代。父亲一关就是5年。

　　这5年之中，父亲如何被诬陷、被批斗、被殴打，我不愿再重复。最艰难的时候是他身患重病自虑难愈，曾用颤抖的笔迹在一个药袋背面写下“遗书”——“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一叠好放进自己内衣口袋。他估计难再看到光明，最后也要留下自己的不甘心。这些事写多少天也写不完。

　　父母被关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生活拮据。我当时眼睛开始近视，急得不行，到处找地方扎针灸。那个年代针灸流行，诊所里躺着、坐着一排又一排脸上扎满银针的学生。为了治好近视，大家都对银针无所畏惧。但问题是钱。去一次收费3毛，两三天就得扎一次。什么时候能扎好，谁也不知道。三姐当时管家，为维持全家生活开支，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我三天两头找她要钱扎针灸，她脸上从无难色，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我，令我至今想起来也感激不已。

　　就这么点儿生活费，还须省出钱给父亲买药。我们夏天冒着烈日、冬天顶着寒风一次次骑自行车把买来的药送去，专案组那几个家伙不动声色地全部收下，后来才知道他们一次也没有转交。5年后，父亲被释放，他们把药瓶装了一麻袋，“退还”我们。真不知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儿人性。这种品性的人被“组织”信任和赏识，坚贞和忠诚怎能不像垃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踏进烂泥！

　　当年的这些“风云人物”，今天不少也住进干休所了。说他们能良心发现、良知顿悟、感觉悔恨，我根本不相信。人的世界观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对他们来说，“文革”前不过是本性的蛰伏，“文革”中则是本性的完全释放和彻底暴露。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文革”后，辉煌时期过去，又只好进入本性蛰伏阶段了。他们不再出声，不过是因为失去了条件和环境。他们会在那里静静地潜伏等待，等不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内心也是“死不瞑目”的。

　　1972年底，第一次允许我们探视父亲。让人想不到的是，被关5年的父亲竟然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认不出来了。当姐姐和哥哥相继进入那间狭小的会见室后，他指着跟在后面的我和弟弟问母亲：“那两个是谁？”

　　我忘记哪本书里描绘过类似囚徒与亲人相会的情节，长期关押使亲人之间相见不相识。书中的情景发生在久远以前的时代和非常遥远的国度，但现在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冷冰冰地坐在旁边监视的专案组人员看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不知是否认为这一幕也属于他们的“伟大胜利”。

　　父亲这一代人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无数艰辛、无数征程、无数牺牲，不顾家庭、不顾亲情、不顾个人，只为新中国和革命胜利。作为家中独子，祖母从小对他宠爱有加，倾尽贫寒家庭之所有，供他读完高小，却因他执意参加革命而倾家荡产。大革命时期，父亲在家乡搞农会，抄土豪的家，分土豪的地。大革命失败，被土豪抓住吊在房梁上。祖母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用120光洋把他赎回。人赎回来了心没回来，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祖母把他关在家里，听说红军攻克永丰县城，他从家里翻墙头跑出来，参加了红三军。祖母找到队伍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

　　父亲在自传中描述：“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来养老的。”他还是义无反顾跟着队伍走了。全国解放后，他把祖母接到身边，祖母已近双目失明，难以辨认思念多年的儿子了。他怎么可能想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后，轮到自己从囚禁地放出来，连自己的亲子也不能辨认。

　　父亲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情。越是伤心的事越不提。他不想让任何他认为不好的，可能与子女应该持有的理想相悖的东西存留于我们内心。他不提，我们也尽量回避，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正是这些留存于大脑、领悟于内心的事情，使我们真正从天真走向成熟。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我们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的变故，随后更大的冲击则来自社会的震荡。1968年底，伟大领袖发出新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连夜锣鼓喧天庆祝。“最新指示”发布之后，各学校便掀起去农村插队的高潮。哥哥是1966届毕业生，首当其冲。

　　1969年1月，他与一些同学结伴，报名去陕北插队。临走那天，我与几个同学混到北京站去送行。所谓“送行”，不过是去看热闹而已，看看高年级学生怎样走向社会。当时我心里很痒痒，充满跃跃欲试的冲动，也想跟着走，让哥哥好一顿说，只好暂时作罢，上车站看热闹的事也没跟他讲。

　　当时，北京火车站外面正在修建地铁，完全没有今天的“浅埋暗挖”技术，而是一条大路全线剖开，挖得又宽又深，建好地铁通道后再行覆盖，土层暴露面特别大。北方冬季风大，北京火车站前因此风沙漫天，尘土遍地。外面沙尘飞扬，里面激情飞扬。

　　当时，知青或插队或去生产建设兵团，基本都从1号站台出发，我们几个人挤进去一看，确实激动人心：打红旗的，敲锣鼓的，戴红花的，放鞭炮的，与亲人告别的，与同伴说笑的，大声喊着找人的，早早上车占座的，还有各学校此起彼伏的哨子声……真有点儿《十送红军》里唱的亲人送战士出征的景象。

　　找了半天，不见哥哥他们的队伍。火车已经快开了，车站的气氛开始有点儿不对，空气开始变得凝重，但大家还能把持住，相互拉手，强作欢颜。这时候，我看见了哥哥，他从列车远处一节车厢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双肘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

　　汽笛响了！声音凄厉，撕心裂肺。

　　几乎就在与汽笛响起的同时，突然像天塌下来一样，整个车站瞬间爆发出“呜——呜——呜——”似江河决堤一般的呜咽和大恸！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在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数干人像这样不约而同地集体失声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车下的哭，车上的哭，招手的哭，挥旗的哭，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有的使劲压抑着哭泣，有的号啕大哭……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那种从肺腑中迸发出来的集体悲哀，像一柄灼热的利剑，再坚强的人也会被一下子穿透。我没有上去与哥哥打招呼，站在那里止不住眼泪滚滚而下。幸亏戴着个大口罩，把大部分眼泪吸掉了，别人不太看得出来。

　　列车移动了，人们的哭声更激烈，潮水一样的声音淹没了汽笛声和车轮与铁轨之间的金属摩擦声。趴在列车窗口的哥哥眼圈红红的，竟然没有哭。他真够硬，我佩服不已。

　　后来又有过无数次送行。送三姐、送董春生、送肖淮河、送甘治……每次送行都像全体约定好了一样，列车发车前汽笛一响，车站就会发出那种整个站台为之颤抖、让人灵魂惊悚的恸哭。没有到现场听过的人们，永远想象不出那种声音给人以怎样的冲击和震撼。

　　后来很多人回忆“文革”时说，听到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行了。我却不是这样。1969年北京车站送行时，那种渗入骨髓的集体大恸，已经聚集了足够的能量，让人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场“革命”无论表面怎样轰轰烈烈，其内核已经开始在普通大众内心的潜意识中被摒弃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心里说的话与嘴上说的话，差异竟如此巨大。虽然在非常时期，人们披露心声的时间那么短暂，但也足够了。它对我的启示之大，难以言表。有些人的成熟需要一生，有些人的成熟只需一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就白了头。我相信关内的伍子胥与关外的伍子胥，必定判若两人。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知使多少人“史无前例”地迅速成熟。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想，早晨醒来想，拿着铝锅去打饭时想，从北太平庄宿舍向西走，坐在残破的元朝城墙遗址上也想。这是我的精神炼狱。

　　从蓝天白云的国庆节、高举鲜花跑向天安门的优秀少先队员，到抄家封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黑帮狗崽子”，再到尘土遮天、哭声撼天动地的北京火车站，以及后来当工人所在的那个漆黑如锅底的瓶底管车间……

　　我在踉跄之中完成了成长的最初轨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教育好了——不是用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而是用钢铁一样冰冷的社会现实。我们这些被誉为“生长在蜜糖罐里”的一代，从被砸碎的蜜糖罐里集体摔出来，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艰辛和双重磨难之中，不回头地走上了各自的成长道路。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