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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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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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锻造了一支新型军队。

　　斗争现实和革命思想，开始重塑这支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没有步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农民起义之后尘。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古田会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绝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正确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最为关键的是领导人的成熟。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

　　斗争最初由柏露会议开始。会议议题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南之争。在柏露会议上，朱、毛争执不下。

　　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开始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3万多兵力，井冈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要坚守井冈山，因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要外线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讲，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去远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之后，井冈山一时兵力大增，而当地的住户农家并不多，养活这么多红军部队在经济上很困难。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下去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则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我们今天看这个争论，毛泽东也并非都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被迫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出击赣南。这之后他才发现，赣南、闽西空间很大，而井冈山的地域较小，其发展空间确实有限。最后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就定在了赣南、闽西。

　　粟裕当时是红军中的一名基层干部，时任第28团连长。粟裕曾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所以，最初的出击赣南之争，朱德的意见相对比较合理。

　　朱、毛两人的争论，意见不一，观点相持不下。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离游击，很难破敌第三次“围剿”，到时红军就会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最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返，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回去。就是这次出击，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证明朱德指的游击方向是对的。毛泽东发现了这点，最后着力开发赣南和闽西，古田就在这个区域以内。

　　当时红军刚刚下山，连续打败仗，被敌人追击。而所谓的“敌人”就是民团，非正规部队。加上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个团紧随其后，红军非常被动。那段时间的困境导致了后来的争论。

　　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觉得两支部队不能在一起，第28团、第31团应该各干各的。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分兵作战。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面临很多困难，后来的罗福嶂会议商讨的重点就是分兵问题。罗福嶂会议前，部队做的改编就是为朱、毛分兵行动做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应该集中力量一起行动，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第28团大多数人主张分兵，所以毛泽东坚决压下了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

　　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朱德的决策权力就没有了。

　　取消军委之后，毛泽东一度很顺利，大多战斗指挥得心应手，相当于集指挥权于一身，很快歼灭了敌人两个团，取得了红军下井冈山之后的第一次胜利。

　　这边仗打胜了，那边中央的“二月来信”也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针对的是已经滞后的情况。因为此前毛泽东、朱德都反映，脱离井冈山之后红军非常困难。根据这个情况，结合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朱、毛脱离部队，分散游击，在一起目标太大。

　　“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经是1929年4月，当时形势已经缓过来了，不再被动。所以朱、毛共同反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朱德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批评中央。

　　今天看来，大家可能会认为毛泽东当时批评“二月来信”、批评中央很平常。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后来红四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无须合在一起。

　　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正当此时，来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刘安恭。

　　刘安恭的到来直接使朱、毛斗争白热化。他没来以前，毛泽东和朱德之间还是语言上的过往，当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的时候，朱德没有任何意见。

　　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端。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