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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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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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锻造了一支新型军队。

　　斗争现实和革命思想，开始重塑这支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没有步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农民起义之后尘。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的身份很特别，早年留学德国，参加了“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背景有些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而被苏方遣回，上海的中央也因为他是“托派”嫌疑而把他放到苏区去了。消息闭塞的苏区同志并不知道这一背景，因为他是从革命圣地苏联回来的，还认为是中央派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毛泽东、朱德都如此。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为刘安恭设一个位置。军委是毛泽东提议撤销的，现在又提议要恢复。刘安恭被任命为军委临时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当时军队政治部权力很大，政治部管财务，因为打土豪分田地或筹款的钱由政治部分配，这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毛泽东把这个权力让给了刘安恭，希望在这个斗争中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也不仅因为他与朱德曾同时留学德国，而是因为刘安恭看不惯毛泽东那一套做法。

　　在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刘安恭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

　　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观点刘安恭听了不高兴，于是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本来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不是很高，毛泽东主导，朱德虽然内心不服，但是没有激烈动作。但刘安恭这么一挑，朱、毛之间的斗争被激化了。

　　陈毅和林彪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之偏见，群众对他还有相当信仰，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关系，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还讲，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去的人，至少他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亘于胸，工作就容易了。刘安恭为什么获得那么大的权力？陈毅只想让刘安恭当副营长，最后却让他当了纵队司令。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

　　刚开始毛泽东赋予刘安恭权力，是想把他拉过来。后来朱德赋予刘安恭权力，是认为刘安恭和自己观点一样。所以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加剧了党内斗争。

　　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让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两人签了就送过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一并发送。刘安恭来了，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职务，这是毛泽东让给他的。

　　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署名都是“前委”，朱、毛都包括在内。现在朱和刘单独报告了，毛泽东不得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了“前委书记毛泽东”。他说党内现在发生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不像毛泽东想得那么乐观，已经出现失控态势。

　　6月18日，红四军小池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谭震林向毛泽东传达，劝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只好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呢？

　　文件不让联署了，开会不让参加了。刘安恭来了以后，斗争升温了。无法与会的毛泽东必然会产生“枪要指挥党”这样的危机感。

　　矛盾激化后，召开了湖雷会议。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发生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权力太过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矛头全部指向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的矛盾爆发点。

　　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都是毛泽东让给他当的，现在他提出要恢复正式军委，还做出决定：规定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不管地方工作，只讨论行动问题，其他的决策毛泽东不要管。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毛泽东只获得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都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带的第31团的很多干部也觉得毛泽东权力太大，太过专权。毛泽东当时的处境空前困难和孤立。

　　湖雷会议的结果，或者说矛盾爆发的结果，就是导致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规定毛泽东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白砂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要保留。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去。但取消临时军委以后，刘安恭还在各处活动，坚持取消临时军委后前委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毛泽东后来感到问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继续扩大。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干脆提出辞职，请求让他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当时因为毛泽东辞职，陈毅被推选出来，代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林彪此时给毛泽东写了信，观点鲜明，但措辞激烈。

　　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又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信中还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在信的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内有错误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来信非常兴奋，并给林彪回了6700多字的信。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做斗争。”林彪的支持给毛泽东很大的鼓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关键的力量。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有些很过分的言辞。一方面因为朱德很宽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党内很民主。朱德不反对林彪的批评，但朱德反对林彪的悲观。党内的争论是正常的，我们要争出正确的意见、正确的道路来，而不是你要弄掉我、我要弄掉你。朱德认为林彪的理解偏颇了。两封信都刊登在红军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官兵都能读到。

　　朱、毛矛盾公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红四军“七大”解决矛盾，陈毅主持了红四军“七大”。

　　陈毅后来回忆，他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争论的全批。当然他的全批分量不一样，陈毅批毛泽东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等等。陈毅批朱德两条，比较缓和。

　　会议最后的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责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毛、朱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选举中，毛泽东、朱德双双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陈毅不想当书记，想找别人来当，但“七大”选了他，他只好当了。

　　对于这次选举，毛泽东终生不忘。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

　　毛泽东一生好几次被罢免，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赣南会议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宁都会议被解除红军总政委。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这次是自下而上被颠覆的。毛泽东历来认为自己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来源于群众，来源于士兵，结果这次被基层和士兵颠覆了。

　　“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各纵队的发展方向、各纵队的利益争来吵去，大民主、小民主十分热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朱德忠厚，没有私心，在觉得搞不下去时，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和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后来毛泽东承认用词过分，但一定要辩出个道理是非。毛泽东没有回来，他坚持要打倒陈毅主义。

　　陈毅这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争论，上海中央周恩来、李立三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专门讨论研究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问题和红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