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章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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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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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锻造了一支新型军队。

　　斗争现实和革命思想，开始重塑这支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没有步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农民起义之后尘。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

　　古田会议的成果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口号，更关键的是领导人的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班子成熟了，这是古田会议非常大的成果。

　　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九条，核心的第一条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这一条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决议的核心部分，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决议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就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支队伍要寻找胜利途径，必须这么做。

　　从走过来的道路看到，没有朱、毛的分歧，没有朱、毛的斗争，可能就不会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同志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同志讲：红四军的“七大”，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现在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有些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朱德毕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而朱、毛接触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需要这样一个磨合期。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成了非常耀眼的特点。

　　为红四军“七大”“九大”做出很大贡献的不仅是朱德，还包括争论一方的陈毅。陈毅一会儿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一会儿不同意朱德的想法，在中间调和，被毛泽东说了个“陈毅主义”。

　　陈毅当时在朱、毛之间的分歧中，他是偏向朱德多一些的。陈毅后来也讲了感受：“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

　　陈毅讲，长期在红四军战斗生活，总觉得内部的毛病不少、纠纷很多。到了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从大城市、从全国斗争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陈毅是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陈毅当时大吃一惊。

　　陈毅后来讲，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从对立，从争吵，从斗争中，最后真正地看出伟大来。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下级直接批判你，首先不怕被伤面子，而是看你对不对——你对，则我改。

　　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一个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周恩来与陈毅多次交谈，后来形成了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能够进一步崭露头角，施展才华，成长为全党领袖，与周恩来的坚定果断支持密不可分。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人，那时候如果对其打压，我们很难设想毛泽东将来的发展，很难设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

　　我们看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都有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

　　整个红四军的争论过程，红四军“九大”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把局面搅乱的刘安恭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

　　今天看，他们都是领袖，地位崇高。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那时的他们都是一伙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林彪22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

　　在这一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绝不仅是一个人正确，其他人都错误，大家在相互促进。在此过程中，尽管代价巨大，他们最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成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

　　这是古田会议重大的意义。

　　古田会议绝不仅仅是制定一条正确路线，所有成就最终体现在人身上。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锻炼出来了，最后使胜利成为必然。

　　我认为，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完成了对一个传统的农民军队的改造，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没有成为“李自成第二”。所有农民起义的失败，包括陈胜、吴广，进了城夺了权，最后都垮掉了。共产党没有走入农民起义的另一次困境，这种斗争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革命，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时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统计，南昌起义部队，叶挺部、贺龙部的人员，大部分成了干部，占全军20%；湖南农民约占40%；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 20%；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占20%。农民成了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理论完全相悖的，所以不得不带有很多农业社会的特点。

　　根据创建初期，存在于农村中的浓厚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以农民为主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

　　改造一支军队非常难，比如顽固的宗族观念，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曾姓农民怀恨朱姓农民，借着打土豪之机就在宗族之间干开了，模糊了阶级意识。

　　比如仇视城市的观念。中央的报告描述：“笼统地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便要杀尽城里人，倾向于大烧、大杀、大抢的途径，导致城乡的对立。革命武装攻入城市时，一般商人都拿出枪来向我们扫射。”

　　比如严重的地方观念。第28团想去赣南，该团赣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老乡想回家；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致使初期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

　　比如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中央报告说，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都成问题，有的来了，有的又走了。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这些都能看出红四军这支部队，不管是28团还是31团，是一支农民的队伍。它本身具有的痼疾都和农民的小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后来中央在报告中分析讲，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见稻谷正值成熟期，士兵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城池得而复失。这是非常典型的农民队伍，该割稻子了，回家收稻子去了。

　　中央的报告分析说，“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当人上人。以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不是地主了，我就是；他不当豪绅了，我来当。这与革命的观念相去甚远。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现象。

　　在这样一支队伍之中，农民成为革命主体，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可能导致中共丧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出现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尾巴主义的危险。这都是当时中央所提出的警告。

　　当时，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里讲：“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周恩来的概括同样是很尖锐的。

　　后来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事：毛泽东打他弟弟毛泽覃，毛泽覃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毛泽覃打土豪，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把他的猪全没收，因为好多红军战士想吃猪肉。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很大的火，还想打毛泽覃，被周围人劝住了，没有打成。毛泽覃也急了，说你凭什么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间的分歧斗争中，很多人举这个例子，拿这个反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专断、专权。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非常着急，眼看这支队伍要滑向一边去了。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苦。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慢慢地让大家觉悟，少数人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正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要整个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红四军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面对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古田会议绝不单单是朱毛之争、前委军委之争，或者权力之争、个人意气之争，它是什么？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如果你到底还是一支农民起义军，潮水一样地进来了，潮水一样地退出了，行不行？在当时不能幻想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结构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情，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地落在了古田会议身上。

　　锻造一支新型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这支新型军队能不能锻造出来？毛泽东在争什么？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就是要争，要大权独揽，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改造。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在今天看，非常了不得。

　　古田会议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分析。

　　古田会议要求，树立“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才去打仗”的目标，脱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基础。

　　古田会议通过坚决斗争以消除影响，也通过正确教育和引导做到有魄力。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方法。

　　古田会议提出，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中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最终改变要从群众自身开始。

　　古田会议重新塑造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武装，尤其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获得的权利和实惠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必须用生命和鲜血加以保卫。一切只顾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小农意识都成为不现实的妄想，残酷的斗争现实，加之革命思想的注入引导，开始重新塑造这支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国农民。

　　特别是认识到只有革命不断发展，才能保障家庭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的时候，“广大农民如铁屑之追随磁石，凝聚在了苏维埃旗帜之下”。抛弃旧观念，以空前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出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这是古田会议的后续效应，它完成了对整支军队的改造。

　　大革命失败了，让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枪杆子打出了政权，建立一支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包括牺牲了的刘安恭后来坠机的林彪，他们都做了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其中，毛泽东的眼光最为远大，因而贡献也最大。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一系列根本问题。它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国民革命武装。枪杆子要为民众打江山，枪杆子要捍卫革命的成果和人民的政权。这就是古田会议的辉煌成果——人民军队的军魂在这里锻造。

　　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影响重大。古田会议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历经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支队伍哪里还有宗族观念、地域观念、非组织观念？可以说完全转变了。

　　毛泽东讲过：“这支军队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做到了这一点，一扫旧军队的残余，一扫农民起义队伍的特点，锻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

　　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概括地说，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工农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理念，成为这支队伍坚定信念的时候，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了。其获得的巨大力量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古田会议由政治建军的起点，最终成为革命胜利的起点。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