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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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三章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西路军的西征，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地蜕变。

为什么损失惨重?（中）

　　这是一个我们不大看得上的对手，却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1936年11月，马家军召开武威军事会议。攻打古浪的敌指挥官、旅长马元海（此人给西路军造成了最大伤害，任第一线总指挥）在会上发言：

　　与共军正面作战，兵力装备我们比不过，也斗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所用兵力不多，红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红军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使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

　　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们的短处看透了，利用这一点，其兵力装备虽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红军，用他的骑兵快速截我后卫。就因为这个武威军事会议，马元海的理论深得马家军其他将领的赞赏，把他推为步骑兵全军总指挥。

　　马元海直接指挥青海第2警备旅、第100师刘德呈团、循化民团、西宁东南川民团。马彪为第一路指挥，下属100师的马忠义团、陈嘉科团，青海警备旅马元祥团、马得胜团和临夏旧洮庄民团、门源民团。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下属100师的骑兵旅，西宁鲁沙尔民团，西宁上五庄民团、湟源民团。马禄为骑兵第三路的指挥，下属骑兵5师马禄旅及韩起功旅，韩起功为步兵指挥，下属骑兵5师马呈祥、祁明山旅，第100师300旅手枪团，西宁市民团，张掖民团。第100师的马步康、马全义等部，还有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的民团为总预备队。

　　今天看起来，这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但这是一帮烧砸抢能力很强的匪徒。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是总指挥，在围攻兰州之前和打下兰州之后非常谨慎，打下兰州之后，尤其是继续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时，更是无比小心。因为部队会与马家军相遇，而西路军吃过非常大的亏。但在那个时候，马家军已经完全不行了。

　　马家军这种骑兵作战形式，在连发武器打击和炮火摧毁下，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解放战争时期，彭总带的部队炮兵没有问题，连发武器没有问题，所以彭总过了兰州往西北打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西路军的这种场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扫荡，全部消灭光。马家军这种战法在我军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与解放战争中的我军步兵、炮兵根本无法抗衡。

　　但在当时红军的简陋装备之下，马家军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们出现了问题，未坚持集中兵力。中央11月25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

　　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

　　又电：

　　只要粮房不缺，把西路军全部集中到方圆四五十里范围内，齐打齐进。

　　后来发生的西路军在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期间，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在三百余里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又是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一次一次地吃了没有集中兵力的亏。

　　陈昌浩就讲：我们确实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中兵力击敌；在甘、红、古浪时集中兵力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能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

　　高台那一战，五军的电台掌握在政委黄超手里，五军军长董振堂孤军奋战，却无法向后方转告信息。因为黄超不在高台，导致整个部队失联，援兵不及，五军受到重创，董振堂牺牲。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轻敌。

　　二是高层决策的分歧。

　　正如历史学家胡绳讲的一样：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

　　胡绳还讲：“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

　　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

　　当时，对方针的分歧确实发生在了高层，但是我们讲这些分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

　　1927年以后的武装起义，海陆丰起义、湘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琼崖根据地、赣南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由于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共产党从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是来自不同山头的武装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赣南和闽西苏区为核心的中央红军，以鄂豫皖苏区为核心的红四方面军，以湘鄂西苏区为核心的红二方面军。

　　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的。

　　当时红四军内部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军必须完成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一支农民队伍怎么变成一个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于李自成、不同于陈胜吴广、不同于黄巢、不同于太平天国的队伍。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古田会议上。

　　毛泽东当时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时红四军内部朱、毛之间的矛盾，被一些海外的学者和我们一些搞党史的人说成是毛泽东争权、揽权。毛泽东就是争，但不是为个人争，而是为党争。要通过集中统一指挥实现改造，进而才能实现胜利。

　　西路军的问题，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有人又说是毛泽东争权，争张国焘的军权。毛泽东争的是红军集中统一指挥，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获得胜利。没有统一的领导力量，没有统一步骤和一致的行动，不可能获得胜利，不可能把我们与太平天国划分开来，与陈胜吴广划分开来。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

　　1936年6月，张国焘刚刚取消“伪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己见：先河东还是河西，先向南还是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

　　实际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的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当时的主要命令电报，以中革军委张国焘、朱德名义发出，很大程度上是张国焘的意思，它与中央的命令是有差别的。当时中央也不好直接指挥得这么具体，因为对四方面军的力量不好直接介入。

　　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应该先南后北，要求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宁）兰（州）大道，与一方面军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夺取宁夏。但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河，渡过黄河占领甘北，作为“目前最重要的一环”，不愿意与中央会合。他对陈昌浩说：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