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路军的西征，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地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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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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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三章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西路军的西征，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地蜕变。

为什么损失惨重?（下）

　　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10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共商：

　　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暂不渡为宜；

　　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几乎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今人不知晓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但三十军的过河总算还有一份中央的背书，九军的过河呢？毛泽东24日刚讲“九军拟暂不渡为宜”，25日晚九军就开始渡河。说九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但九军得到了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其实当时主要是张国焘的意思，朱德被张国焘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的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过河。同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有意破坏预定计划。宁夏战役计划首先击破南敌，四方面军一个军渡河，两个军留在河东，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击退南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军都渡河，首先击破南敌的方案流产。

　　10月28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及各军首长：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个方面军要联合起来，否则麻烦。结果话音刚落，10月29日五军过河。从今天来看，西路军作战能力原本强劲，它的整个历史也非常悲壮，但是在过河这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一直没有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

　　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过去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说成是擅自行动。

　　毛泽东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所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

　　全战役需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里。

　　就是想通过实际作战，真正获得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指挥权。但彭德怀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彭向中央报告：

　　张对打击胡敌始终动摇，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

　　张国焘不想先打，想先到定远营获取苏联援助物资，这给当时中央的指挥号令带来重大问题。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断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执行，西路军由此成为孤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指挥步调不统一带来的重大问题。

　　11月5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电报里面几次写到“独立”“独立开展一个局面”“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还特别指出“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实质上是强调，中央来电，你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你们有专断权，关键要搞出一个独立的局面来。这就是在当时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西路军的复杂指挥体制。

　　11月16日，西路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立即批准：

　　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政策路线和战略方针有伟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北、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域，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

　　“独立行动”“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这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独立地搞出一个局面。

　　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三是错判。

　　不仅张国焘发生了错判，中央也发生了一些错判。

　　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毛泽东同志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彭德怀：

　　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错判之二，是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

　　“西安事变”以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觉得我们能够通过与西北、东北军的合作，使整个西路军的处境发生重大改善。当时甘肃省主席是东北军军长于学忠，我们与东北军的张学良达成协议，与西北军的杨虎城达成协议，与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达成协议，都是要改善西路军的处境，而且几个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可见当时中央是看好西进的，认为西路军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数日之后，国民党中央军进抵西安。东北军、西北军为保证西安的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一部分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于是中央改变西路军西进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配合东北军行动。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革军委主席电示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仍应执行西进任务。

　　随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进攻西安。根据形势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出现“反复拉锯”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在对当时形势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在不断改变判断。对东北军、西北军能不能与红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判断，对东北军控局能力的判断，等等。这一系列判断之间的拉锯，导致了后来西路军行动的来回拉锯，在倪家营子的来回拉锯。

　　这种拉锯有点儿像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来回地调集部队，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渡过去，一会儿渡回来。当时部队中充满了怨言，连林彪都发牢骚说，为什么不走弓弦而走弓背。这是部队不了解中央战略意图，中央决策就是根据敌人的布势来回地改变。所以，西路军在西部的行踪不定，来回反复，包含有中共中央对形势判断的来回修正。当时以为东北军能有很大影响，最后证实它没有太大影响，对马匪则几乎没有影响。

　　为了援助西路军，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西路军领导机关……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当时对东北军抱了希望，也对马匪抱了希望。中央2月6日致电周恩来：

　　与于学忠商调1师、2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与西路军配合。

　　希望东北军在西路军解除困境方面发挥作用。

　　2月24日，毛泽东再电在西安作为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周恩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来有些人讲，毛泽东想让西路军陷入绝境，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毛泽东恨不得收买马步芳，让他放过西路军。听说他很爱钱，便问“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说毛泽东当时对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决心，是不得不认的事实；说毛泽东想让西路军覆灭，见死不救，则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1988年徐帅的《历史的回顾》出版，他总结了四点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第一，任务多变。

　　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第三，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第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后来出现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史说长征》，内容与这种认识完全不相符，将西路军的覆亡说成是毛泽东的阴谋诡计，中央陷西路军于绝境，最后取得对红军的统一指挥权。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点名批评这本书，称它完全歪曲了我们的历史。摘几份于己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于己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这是在研究历史、思索教训吗？习近平同志说：“要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把西路军问题变成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个人权力之争、指挥权力之争，以牺牲西路军为代价，取得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