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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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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三章 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西路军的西征,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地蜕变。
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
讲到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中共党史》第一卷曾对西路军做出这样的评价: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中,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在影片《惊沙》中,高台之战、临泽之战集中体现了西路军英勇顽强、血战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红军官兵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中以弱击强、以劣胜优,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令人瞠目的神奇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支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血脉。我们在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有方向的争论,有方针的争论,但我们一线官兵作战极其英勇。
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产生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琢磨和牢记:“如果指挥员判断错了,那么就只能靠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去力挽狂澜。”指挥员判断错了,前方战士可能能够力挽狂澜,也可能不能。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如果是悲剧,最大的悲剧意义就在这里。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讲:“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忍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着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这是西路军留给后人的最顽强的奋斗之音。
西路军在河西战场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汇入了历史长河,正在离我们今天越来越远。但西路军广大官兵“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就像西路军高台的这座丰碑一样,永远映照着我们今天的和平发展。
八十多年过去,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仍然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册上永放光芒。我们今天讲西路军问题,一方面是激情,浴血奋战、战斗到最后;另一方面要讲理性,要看到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发动在中共中央若干重要转变的过程之中:
一是中国革命即将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必须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很多人不适应中国革命有可能而且一定要从分散到集中。
二是红军指挥权将由分散向集中转变。过去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独立指挥自己的力量,现在要统一指挥。
三是国内政局由国共内战向统一抗战的转变。
西路军问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中央指挥机构开始对全部红军实行战略性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一次最为重大的转变。古田会议是一个转变,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央红军的全部领导,实现了中央苏区内的统一指挥。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共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西路军的失败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不论有无这一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这种历史性转变必然进行。没有这样的失败,转变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转变本身不可阻止。中国共产党要获得胜利,必须完成这样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建立什么样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军队,如何夺取胜利,问题依然严重地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这注定是必须经历无数磨难、付出重大牺牲才能
认识和解决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绝不是开一次两次会议、经过一次两次谈心就能完成。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统一最终也是人的思想上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很难做到。
在这样一个完成思想与组织高度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眼光最远,贡献也最大。“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朝历代任何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使这支军队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这支军队的军魂也在此铸就。
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编织交错而成的。这是我们今天观察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的视野。中国共产党即将踏上东方的政治舞台,西路军就是打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通道。援助地点不断地改变则是苏日之间矛盾造成的结果,而“西安事变”更是日本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苏联与日本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西路军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今天,我们看西路军问题,绝不能孤立地就红军看西路军,就河西走廊看西路军,就四方面军看西路军,越看思路越窄,越看心结越深。而应该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在东方政治舞台博弈的角度来观察西路军的命运。表面上看包含了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认识差距、红军与地方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等等;从大的视野看,则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革命军队艰难痛苦的蜕变。
历史证明: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是中国共产党制胜的关键条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胸襟。一定要建设一支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坚决贯彻军政号令的队伍,才能获得胜利。国民党前参谋总长郝伯村写的《解读蒋公日记》,总结1945年到1949年国民党在国内战场上失败时说:
国共斗争两党体制上有根本差异,共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工农群众起家,毛泽东的领导风格是彻底斗倒内敌,不留残渣,以内部检讨、坦白、批判形成党内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国民党看似集权,实际是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党组织以知识分子为多,形成士大夫习气和官僚风,不能深入基层,不能植根于农村,导致国民党满盘皆输。
这是我们的对手对共产党为什么获得胜利的概括总结。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一定要夺取这样的胜利。
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会见当时西路军的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西路军的失败,使其中一些领导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有所觉察,感到对西路军的返回将士处置措施过于严厉,要做调整。
程世才回忆,毛泽东讲到客观原因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米宽的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缺乏同骑兵作战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他还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也是做不到的。”
程世才回忆,毛泽东主席最后站起来,走了几步,把一只手稳稳地放在桌子上,望着他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广大西路军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长矛和敌人厮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一个军队胜利,绝不能仅凭拼杀的精神。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失败。
西路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从来不能淹没四方面军是我们军队中战将杰出的队伍,他们是从苦难之中拼杀出来的一批将领,很多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都来自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这样的力量。
西方著名军事学者克劳塞维茨说:“仅仅靠纪律、制度、规范、条令和组织并不能使军队产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两个来源:胜利和苦难,唯有这两个因素,能让军人认识自己的力量。”
不仅西路军的苦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之源,更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难,包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苦难:8万红军过湘江只剩3万,5万红军损失,湘江血流成河。中国革命就是这么过来的。当时老蒋都觉得红军肯定不行了,肯定失败了,但就是不败。这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力。
克劳塞维茨说:“一旦武德的幼芽成长成粗壮的大树,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我们当年的红军力量,就是通过一道道艰难奋战、浴血牺牲的关口形成武德,长成粗壮的大树,前仆后继地向前奋斗,最后获得全国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奠定在牺牲多少先烈的基础之上。我们达成这样的胜利,任何人的牺牲都不是白白牺牲,都成了胜利最坚实的基础。
山川地貌的巨变,历史前进的距离,是多少代人牺牲的成果。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一定要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一代奋斗不息,最终实现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实习编辑 关茗月 编辑 瑞雪 审核 雅贤 编审 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