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凭内战胜利，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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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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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四章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凭内战胜利，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从此，我们进入了世界体系。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上）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广州三元里，只有个别人在抗击，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皇帝打败了，赔皇帝的钱，割皇帝的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我百姓无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竟然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进击，18000多人十天之内攻陷北京。为什么？今天看当年留下的图片，多少民众帮着八国联军推小车，又有多少人向八国联军通风报信。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那么多民众揣着手站在两边麻木地观看。民众帮着填平壕沟，帮着架梯子，帮着在墙头上瞭望。

　　孙中山曾经讲过一句话：“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严复，留学英国，日本伊藤博文的同学，他回来后翻译了大量西方图书，他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中国的王朝更替就是姓氏的更替，刘姓的汉朝变成了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爱新觉罗姓的清朝。“其兴也，此一家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与百姓无关。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是1948年在东京国际战犯法庭被判处绞刑的七个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8月，板垣征四郎在东北给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说：

　　“关东军心里不托底，我们就1万多人，东北军将近20万，我们搞得过吗？搞得过，没问题。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他们就是交税，交给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交给国民党也是交，无所谓的。只要能交税养家糊口，怎么都行。他们不是一个团体，他们是分散的个体。”

　　另外一位“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军最富战略头脑的人”，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用拔剑，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近代侵略者对中国的轻视，对民众及整个国家的轻视，令人心寒。

　　抗战期间，我们毫不否定正面战场的作用，但是一定不要忘记，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二战”各国都有伪军。德国进攻法国，法国有伪军；德国进攻苏联，乌克兰有伪军；但像中国这种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独此一份。当时的中国政治被演绎得如此丑陋，出现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党政精英。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今天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所谓“近代散文第一家”，但是可以不讲品质，只讲才能吗？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字，周作人不签。“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不签不走可以，还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不到1%。日方已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坚持不受只有作罢，并不打算勉为其难，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日访满洲国，发表讲演，慰问日本伤兵。

　　周作人说：“我不干，他们派刺客来杀我。”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刺客，其实要杀周作人的是国民党军统戴笠，下命令的则是蒋介石，他命令清除汉奸文人周作人。

　　刺客半夜爬到周作人家里，周作人不知道，自己去开门，刺客当胸一枪。但刺客怕晚上刺杀声音太大，所以为了消音，枪的口径用得很小，子弹威力不强，正好打中周作人衣服的铜扣子，一下子弹开了。周作人应声倒地，却毫发未损，身上连轻伤都没有。他的佣人从里屋出来，刺客第二枪把佣人打死了。刺客误以为打死了周作人，连夜报告击毙了周作人。

　　周作人后来说：“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文天祥。”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仰天长叹“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中的全部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他们的民族担当。在最困难、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共产党人站出来了。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有希望吗？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但他继续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靖宇一米八几，身高腿长。东北的隆冬，雪很深，日本人形容杨靖宇像个大鸵鸟，在雪地上一蹦一蹦几下就没影了。日本人个矮腿短，雪深没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中。那些密营里有粮食，有柴火，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程斌带领“讨伐队”将密营全部捣毁，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2月叛变，杨靖宇3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只剩单枪匹马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一句话惊天动地，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个中央委员投敌吗？有一个将官投敌吗？一个都没有！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