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四章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凭内战胜利，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从此，我们进入了世界体系。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下）

　　当年的这批人面对黑暗的时代、黑暗的世界，踏上中国政治舞台。李大钊37岁英勇就义；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格局，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朱德30岁成为护国名将，反袁护法；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聂耳22岁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徐怀洲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当军团长，22岁牺牲，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将领；邹容 18岁发表《革命军》，20岁去世。邹容创作的《革命军》感动了中国近代舞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个是毛泽东，他看完《革命军》的感受就四个字：“夜不能寐”；第二个是蒋介石，他看完《革命军》的感受也是这四个字：“夜不能寐”。

　　那就是一个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的时代。这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舞台，一无资源，二无名望，三无地位。能救国救民凭什么？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但当年谁看好这个党？包括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在内，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共产党人绝对不是幸运儿。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建党的两位中坚人物：南面的陈独秀，北面的李大钊，却谁都没去。为什么？陈独秀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当时正在筹款，他要盯住贷款人不能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正在组织八所高校成立“联合索薪委员会”，他因忙于追讨工资，也没时间到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近代上的伟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命运将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发起人却错过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1983年，国防大学一个党史教授采访了当年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刘仁静那时仅19岁，而1983年的他已经80多岁，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在世的。

　　当被问起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时，他非常实在地说了一句：“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他还说：“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空出了一个名额。但空出的这个名额也轮不到我，他们首先问了资深同志邓中夏，邓中夏不去，他要到南京去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然后又问了党内另外一个同志罗章龙，罗章龙也不去，他要开工人座谈会。”

　　当年大家手头的事都很忙：陈独秀要盯住贷款，李大钊要追讨工资，邓中夏要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罗章龙要开工人座谈会。在他们看来，哪件事都比中共“一大”重要。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头上。”

　　刘仁静虽然后来被党开除，但却流芳百世，因为在任何时候介绍中共一大时，刘仁静都赫赫在目，而且位置居中。

　　从中共“一大”能看出中共的宿命，它是一个好运团体。但当年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党。别说外界，即使是党的发起人，也是走的走，散的散。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代表，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抗战胜利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当特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我曾设想，如果历史是可知的，如果他们当年就知道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党，28年以后要夺取全国政权，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做？如同打牌一样，知道了底牌会这么出牌吗？不会的。

　　当然，参加共产党是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们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香港、海外都安全，在那里藏28年，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回来，他们不都成了建党元勋吗？各种待遇都不会少。但是，谁能想到自己发起成立的这个党，以后会取得这么大的功绩？打个比方，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你以为一钱不值，转身把彩票撕了。但等到开奖那天，发现中了大奖。到纸篓去找时，却发现被自己撕得粉碎，连兑奖号都对不齐了。这个比喻虽然俗气却很易懂。

　　中共“一大”总计13名代表，除了出问题的还有多名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13个人中，从一而终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们在中共“一大”一直都是最不起眼的。毛泽东是书记员，开会时负责做记录。董必武，大家都认为他年龄大，但是他们走到了最后。而聪明的、才华横溢的、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却都夭折了。这就是历史的淘汰，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

　　今天，在某些海外的微博、微信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中共胜利靠的是投机取巧”“耍心眼搞阴谋诡计”。那请你也耍个心眼，胜利一次让我们看看。

　　仅仅从中共“一大”13个代表各自的归宿就能看出，共产党何其艰难！在它前面没有红地毯，没有夹道欢迎，没有鲜花鼓掌，有的是不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万水千山的阻隔，而中国共产党却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甚至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

　　“毛泽东居功至伟”。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功劳能超过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个人，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个军队，颠覆这个国家，不然你抹不掉他。”

　　毛泽东是党的上一位领导指定接班的吗？不是。他是共产国际看好的吗？也不是。恰恰相反，他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历经了14年，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位领导者？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苏俄革命的基本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被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搞山头的结果，也不是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的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1981年，我们党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其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第二，群众路线。第三，独立自主。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前仆后继，都在探索一条能让中国摆脱危亡，寻求复兴的道路。但这些变革者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力图依托少数精英来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所以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统治的精英层到文化界，都对民众充满了蔑视。鲁迅的《阿Q正传》和台湾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都将中国人落后、丑陋的国民性的一面分析得淋漓尽致，诸如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之利苟活于世。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可以在活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所谓的精英层、知识层，对民众就是如此轻视，而毛泽东则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从中国民众中发掘出极其强大潜力和动力的领导者。统治者对民众从来都只会极尽蔑视，认为民众是羔羊，民众是奴隶，民众是群氓。而毛泽东则认为他们是动力，他们是火山，他们是岩浆，他们是推动变革的力量。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完全不同的是蒋介石。

　　抗战开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宣言：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抗战。

　　但开完会，胡适就问蒋介石：“委员长，抗战我们能顶多长时间？”蒋介石说：“只能顶6个月。”蒋介石的依据是什么？国民党兵工署给蒋介石报告，称炮弹枪械加在一起只能支撑18个师打3个月。蒋介石硬着头皮说打6个月，仅此胆数和算计。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仅仅靠枪炮弹是不行的。”掷地有声，被广泛引用。毛泽东的另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无组织状态。”点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代，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民众组织起来。而国民党的组织永远只限于城市，城市中永远只限于上层。共产党从基层开始，从村落开始，从社会单元开始，从家庭开始。

　　共产党的制胜之源是什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时，有这样一句话：“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时，中国人才真正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梁启超讲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

　　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

　　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

　　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

　　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一定要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基础是民众的万众一心，而不是民众的一盘散沙。

　　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启发了封建官僚士大夫中少数精英的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层觉醒；1937年全民抗战使全民觉醒。那一刻我们才真正认识到，日本人到中国来不是仅仅和统治者打仗，而是来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这激起了全民奋起。

　　1949年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中国人第一次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繁荣的，既能解决民族救亡，也能解决民族复兴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不仅仅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1912年1月建立的中华民国，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中华民国问题在哪里？不可持续，不繁荣，不稳定，既不能解决民族救亡，也不能解决民族复兴，因此38年就衰亡了。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