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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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五章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创造，基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政治的定义，并不符合教科书和理论推演，恰恰又是军事和政治的核心。

　　创新往往源于挫折，源于“置之死地而后生”

　　什么是创新？创新绝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对国家来说，创新是一种战略能力。在僵化的时代，创新是推动变革的火种；在变革的时代，创新是获取优势的本源。

　　现在，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象征。尤其在当代，信息革命横向上引发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变革；纵向上引发以计算机、量子物理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变革。横纵两个方向的变革汇聚在一起，开启了一个由科学技术变革引发人类组织变革，甚至是人类自身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通过创新获得优势就变得特别突出和重要。在历史上，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高的战略地位。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

　　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这绝不是理论推演，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当我们把美国作为如英国那样传统的帝国主义来对待的时候，会发现美国是一个与以前所有帝国主义形态不一样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创新形态”的帝国主义。

　　比如说，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主动让殖民地获得独立，而美国却让菲律宾取得独立。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把菲律宾夺过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当菲律宾公民投票要求独立的时候，美国允许了，让它独立。这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还是比利时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做法。1840年以来，中国多次割地赔款，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我们赔的款再返还我们。1908年，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在北京办协和医院，办留美预备学校（今天的清华大学的前身）。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提案，免去赔款中的未支付部分。按照“庚子赔款”协定，美国应得的部分将近3000万两白银，要到1940年才能还清。1908年，美国把前面赔的那部分钱退还给中国很大一部分。1924年国会通过决议，剩余部分全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里美国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日本的“三光政策”大不一样。

　　1907年，当时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校长詹姆士给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把钱还给中国，在中国办教育、办医疗。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的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有效。”

　　这不是美国的创新色彩吗？这不是美国的高人一筹之处吗？

　　当中国人“四大发明”不离口的时候，美国人几乎从不强调他们对世界有几大发明，其实美国人的发明相当多。

　　从科技创新开始，电灯、电话、电报、电脑、网络、空间技术，都是美国人的发明。如果今天的世界，没有电灯、电话、电脑、网络，将会是什么样子？

　　再如军事创新，空地一体、航空作战、太空作战、信息作战；文化创新，好莱坞变成全世界的文化大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天24小时全是新闻，在它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台敢于这样尝试。1986年， CNN在美国亚特兰大开播，主持人就讲：“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向大家播音，直到地球的末日。”多大的口气啊！还有美国的餐饮创新，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优势。

　　美国人每年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甚至不止一次包揽“三大科学”奖。如2006年，美国包揽了物理、化学和医学三项科学大奖。因此，美国对全球的影响，绝不仅仅表现为航母编队在全球游弋，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这就是创新给美国带来的力量。

　　变革的时代，创新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动力和核心内容。而创新活动的经常化和战略化导致事物的稳定性下降，有效周期缩短，使欠缺这一能力的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挑战。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克劳塞维茨认为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他把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归结为三点：一是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是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三是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当一场大的变革到来，拿破仑的作战方式对欧洲产生巨大冲击的时候，普鲁士吃了大亏。克劳塞维茨认为，普鲁士吃亏的原因是守旧，不思创新。

　　34年之后，类似的灾难轮到了中国。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也试图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不明了失败的理由，不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至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蒋廷黻认为，同治、光绪时代的“洋务运动”如果能提早20年发生在道光、咸丰年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变面目。他讲得不全对，但讲出了一部分道理。

　　我们并不认为变革提早发生，中国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吃亏可能会少一些。为什么没有提前20年发生变革？蒋廷黻认为：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仅仅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大灾难归结到这里是不够的。近代以来，从清朝的努尔哈赤到宣统，大清王朝12任皇帝由盛及衰的转换为什么这么快？康乾盛世的时候，中国社会各方面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达到极致，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至英国长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17~18世纪，中国封建统治制度达到最辉煌和最完备的顶点，但从“康雍乾”盛世到“道咸同光”衰世，转换极快，中间只隔了一个嘉庆。我们很难用“王朝内部腐朽，前一代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后一代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然后一步一步削弱，最后崩溃”这样的一般道理来解释清王朝的情况。

　　近代以来，中国因为不改变原有的制度、机制，一味守摊子，吃了很大的亏。清政府所面临的，用李鸿章的话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过去匈奴、蒙古族是从北方入侵，不是从海上打来的，从来没有领教过船坚炮利。在世界性大变局面前，我们固守不变，落后就成了必然。

　　中国的兵制从来没有像近代更换得这样频繁：从八旗到绿营，从绿营到湘淮军，从湘淮军到小站新军。但没有一次是战前转制，都是因为时机错过，战败转制，仍然无法避免下一场失败。蒋廷黻讲，如果能在道光、咸丰年间开始洋务运动，那么，东方的灾难或许能避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在危机之前有所行动就好了，但我们近代全部是被动的。

　　1848年，马克思评论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60年以后，大清王朝崩溃。一个庞大的帝国，终于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了。这里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摊子，任何一个团体，仅仅靠守是守不住的。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