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互联网＋文化传承”公益项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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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六章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危机发展的态势。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控制危机的成本。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

　　中国式的危机处理有什么特点呢？危机处理机制包括相应机构、规则，由机构和规则决定的功能，以及该功能在国家机构常规与非常规运转中所实现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国家有很多危机处理机制，抗震指挥部也好，抗旱指挥部也好，防洪涝指挥部也好，防“非典”办公室也好，它们最终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能力”。第一是综合能力，第二是加速能力，第三是决战能力，第四是执行能力。这“四个能力”就是衡量一个机制是否有危机处理能力的四个基本的标准。

　　“综合”是指能不能综合我们在和平时期的条块部门分割。和平时期常态情况下，条块部门分割是专业分工的需求，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需求。危机时刻要打破这一点，要实现条块化功能的综合，而且要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

　　比如，一个单位原来的运转速度每分钟600转，这个单位的领导换了，新领导也按照原来的每分钟600转运转，关键是危机时刻这个单位能不能加速到800转、1000转？有的单位领导说：“不行，我这个单位加速到1000 转肯定会散掉！”这就是你的领导能力的问题了！领导的最大能力是能够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而不是维持相关部门的运转。

　　此外，决战能力即超过条块部门分割和金字塔层级迅速决策，执行能力即迅速将决定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在快速能力中要实现的几个最根本的能力，能实现就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不能实现就要看差距在哪里，是决战能力不行，还是综合能力不行、加速能力不行、执行能力不行？所有能力的综合，最终的目的都是使机制比别人强。如果我们仅仅依托个人肯定不行，机制往往能弥补个人水平和能力的不足，形成机制就是为了弥补领导者个人决策能力的不足。

　　其次，在危机状态下，如果你还是按照常规将情况层层上达，指示层层下传，就会严重滞后，因为常规管理机构和规则已经不适应危机的运作处理方式了。所以危机处理要求一种非常规程序的能力获取和意志表达，它实际上是普通行政能力、普通行政组织能力之外的一种新组织和新能力。

　　这就是各单位为了有效完成危机处置，都要在原有的机制之上再组建一个小单位的原因。因为这个新组织、新能力不是原有机构所能够承担的。而这个新组织、新能力所起的第一关键作用就是监控预警。

　　危机前的监控预警既可降低和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又可使决策者能够有备无患。在处理危机时，居主动地位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患于未然，制止危机在萌芽状态中的关键阶段。

　　做到监控预警，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确定预警重点；二是，获取预警信息；三是，跟踪分析应对。在这三个方面中，信息获取至关重要，而信息获取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长期积累的工作。临时发生问题，临时搜集信息是不行的！在信息获取中，真实性至关重要。

　　现在，从中央的部门到军队的部门，再到国务院一级，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信息获取部门揣摩主要领导者的意向，提供主要领导者喜欢的信息。这点很糟糕，它影响了信息的真实性。虚假不真实的信息将直接导致预警的失败。所以，在信息分析方面，冷静客观同样重要，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主观预测的倾向必然会使预警判断偏离实情。如果对领导者投其所好，最终将导致预警失败。

　　预警往往很难成功，原因是危机本身的高变异性和低预测性。为什么危机的预测性低？

　　第一，预测需要掌握变量，但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往往成为预测过程的缺项，给预测结果造成关键性的干扰。比如，2004年台湾地区选举时，北京国台办、中台办，包括军队情报部门一直预测“泛蓝”要当选。因为它在台湾不管是从实力还是民意上讲，肯定要上台。所以2004年我们预测陈水扁要下台，“连宋”要上台，但结果却是陈水扁上来了。台办的那位同志后来还检讨：“我们今年的预测又错了。”我当时跟他说，不必检讨，不是他预测错了，而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陈水扁的流氓性就是这个未知变量，而我们都是君子。

　　对于2004年台湾的选举预测，内地有位学者的话很对，也很幽默。他说“2004年的台湾选举，就是台湾岛内年迈的绅士面对年轻的流氓。”连宋——连战、宋楚瑜都是年迈的绅士，而他们的对手就是年轻的流氓。大陆何尝不是绅士，“3·19”的枪击事件，那两颗子弹，我们想都想不出来，对方却都能做出来，一夜翻盘，总计将近700万张选票，他竟以2.8万张票的优势当选，这种流氓性完全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和预测的，这就是变量处于未知状态给预测带来的巨大干扰。

　　第二，即使在已知变量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主观判断的正误，影响对变量的真正把握。

　　第三，并非所有变量都能纳入统计，一旦未被纳入统计的变量作用超过某种限度，危机结局将与预测结果出现巨大反差。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派初级教育代表团互访。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了60多所小学，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考察了40多所小学。相互考察后，两国分别向各自的教育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

　　中方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评价是：第一，美国的小学生无论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第二，加减乘除尚不熟练，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第三，音体美活动如火如荼，数理化无人问津；第四，纪律十分松弛，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老师在讲课，小学生在下面来回走动，老师竟然不管，简直是难以置信。于是中国代表团得出结论：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或超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当时美方代表团考察中国40多所小学后，也总结出中国初级教育的一些特点：第一，中国学生手放胸前，提问时举右边一只（而美国是或举左边，或举右边，或不举手，站起来就问）；第二，清晨街上最多的就是学生，边走边吃早点（而美国是家长上班之后，校车到家里来把学生接走）；第三，中国学生有种作业叫“家庭作业”（美国没有，他们将homework解释为需要在家长辅导下完成的作业）；第四，考分最高的学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中国评判学生就一个分数；美国不是，他们注重全面发展，球打得非常好，音乐很不错，这个学生也很好）。

　　综上所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初级教育完了。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成绩最好的。20年后，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将把美国甩在后面。两个代表团的结论是一样的：都觉得美国教育不行了。然而，20年过去了，结果是中美双方的预测都没有实现。

　　回过头来看，什么变量处于未知状态？什么变量包含着主观判断的正误？什么变量没有被纳入统计？这就是预测中的重要问题。美国人将这种现象称为“More expert, less accurate”，即越是专业越不精确。越是专家，越是专业人员，预测越不准确。这是决策科学预测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在危机处理中，预警失效就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常态，也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危机处理中最珍贵的能力，不是主动反应能力，而是被动反应能力。猝不及防的反应最能看出你的反应能力。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