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尔湖与烟斗之二木屋往事
文/高海涛 编辑/素颜
在伊市为数不多的几家商店流连,我独看中了一只雕花玻璃杯,它太美了,俄罗斯有幅名画叫《绿色的高脚酒杯》,而这简直就是画中那只的绝配。宋代的晏几道曾有“绿杯红袖”之语,在姜夔的《暗香》词中,绿杯又被称作“翠尊”,所谓“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多少近于雕琢了,但有人喜欢,如谭献云的《谭评词辩》就对这两句十分激赏,评为“深美”。那么,这种老式的俄国酒杯也是深美的,设若其中斟入少量的红酒,有几根白皙的手指把它不无感伤地端起来,碧绿修长,再加上几许西伯利亚的阳光,那情景,还不真让你变得无言而易泣吗?
我希望能买到两只这样的“翠尊”,但女售货员却用咏叹调似的英语告诉我:Only one——仅有一只。他们怎么会仅有一只呢?我觉得好笑,看价格不过七十卢布,恐怕连工艺品都算不上,难道还真成了传世的画了?想别的商店肯定还会有,就放弃了,可后来的情况证明,他们所有商店的许多东西都是绝版,就连随处可见的套娃,有时也很难凑上对儿。所以可能整个伊尔库茨克,也仅有一只这样的green goblet——绿色的高脚酒杯,这就像他们的郊外仅有一个贝加尔湖,市内仅有一处十二月党人博物馆似的。
所谓十二月党人博物馆(The Decembrist Museum),其实主要是几座木屋建筑,当我们驱车经过时,落霞满天,其中一座淡灰色的木屋正余晖脉脉,如在朝花夕拾般讲述着某个远方的清晨。旁边不远处,还盛开着一座粉红色的小教堂。列娜告诉我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沃尔康斯基木屋”。1825年12月——如果那木屋真能讲述,我想它会这样开始——在当时沙俄的帝都彼得堡,一场注定要让我昔日的主人及其战友名扬千古的事件发生了,具体时间是12月26日,但你们不要以为是刚过圣诞节,因为在俄罗斯,我们的圣诞节按俄历计算,要等过了公历新年一周左右呢。但尽管如此,整个事件还是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我相信那是上帝的意旨,小教堂可以作证,我的主人沃尔康斯基公爵也是这样说的,否则,世界上怎么会有贵族起义呢?
在木屋眼中,包括其主人在内那些彼得堡的贵族军官,一定是为了信仰而战的,因为他们当时还那样年轻,都是世家子弟、五陵少年,就像是一整套绿色的高脚酒杯,但这些高贵的“翠尊”,却不知何故,非要坚持和粗瓷蓝花碗以及村姑的陶罐站在一起。他们清晨哗变,黄昏喋血,一连几天,涅瓦河都是“半江瑟瑟半江红”。后来,他们就像一个古老的部落被迁移似的,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流放到西伯利亚边地,在这个当年还形同小镇的湖城落地生根。
十二月党人早期的劳役生活和后期比较安顿的岁月有所不同,“沃尔康斯基木屋”和相距不远的“特鲁贝斯基木屋”显然都是后期所建,不仅木屋分上下两层,院子里还设有门房马厩。这样的居所,是市郊那些十二月党人最早安身的小木屋所不能比的。那些小木屋虽非杜甫的茅屋,不必担心为秋风所破,但现在多少都已显得力不能支,足让人想见当年的风雪之暴虐,简陋的木窗,大部分是以质朴的绿色和温馨的蓝色为主调,这就是十二月党人的美学吧,当他们从一批高贵的生命沦为一群苦难的灵魂,最需要的就是质朴与温馨。
但总有些东西比质朴更沉重,如他们戴过的镣铐,伐过的松木,采过的乌煤;也总有些东西比温馨更隽永,如他们读过的书籍,抽过的烟斗,用过的茶炊,甚至还有他们写过的诗篇——所有这些符号所表征的意义,我想概括起来不过两点,那就是直面苦难,坚持生活,既使墨面蒿莱,也要歌吟动地。因此十二月党人在最初流放中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点燃茶炊;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努力学做好木匠、好矿工、好劳力;他们有时也喝酒,或者流着泪在小木屋给远方的妻子写信。
这些大义凛然的贵胄男儿,在西伯利亚的寒城雪野,该怎样表达对远在京师的妻子的思念呢?几叠俄文书信静静地放在陈列柜里,仅有两封是展开的,字体萧疏而枯劲,其中是否说了几分忏悔,几分哀愁,几分痛切,或者更多的还是真理的阐述、信念的雄辩,我们不得而知,但若以平常情理,发皇心曲,我还是愿引姜夔的《暗香》词,那种上重下复、左曲右折的追忆和怅惘,穿越时代与民族,庶几相通,兹录如下: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
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
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当坚强的党人变成了易泣的“翠尊”,耿耿相忆的“红萼”更早是泪飞如雨。于是妻子们来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些俄罗斯历史上最深明大义、最动人心弦的女人联袂而来。她们从风情万种的彼得堡来,从光彩照人的贵族社会来,从春深似海的主流文化来,她们来得倾城倾国。我们知道大诗人普希金写过《致西伯利亚囚徒》,仅有数行,是献给十二月党人的,但他的长诗《波尔塔瓦》,却是献给他所爱慕的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即小木屋的女主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据说,当这位年轻貌美的将军之女决定放弃在彼得堡的一切,毅然奔赴风雪边城去陪伴她的丈夫时,整个俄罗斯上流社会都为之震撼了,在她去西伯利亚的途中,包括普希金在内的莫斯科文化界还曾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欢送宴会,那情境,似颇有“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之慨。不知道为什么,公爵夫人在宴会上的致词并没引起普希金的注意,因为他在两年后写出的《波尔塔瓦》及其他诗作中均未提到此事,但公爵夫人在致词中所说的那几句朴实无华的话,却被后来的一位诗人涅克拉索夫记住了,并使之流传后世:“西伯利亚是那样遥远,西伯利亚是那样寒冷,但还是有人住在西伯利亚”。
十二月党人是一首诗,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另一首诗。
除了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还有特鲁贝茨卡娅公爵夫人。后者居所的特殊标志,是木屋旁还栽有两棵白桦树。站在那座木屋小院,我心中响彻了涅克拉索夫的威名,至少在表现俄罗斯历史的苦难方面,我认为他可能超过了普希金。他献给十二月党人妻子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甚至不乏马克思所赞赏的伦勃朗的强烈色彩。其中最被人称道的一节,是写特鲁贝茨卡娅公爵夫人在幽暗的矿井中见到久别亲人的情景:“在拥抱我的夫君之前,我先把镣铐贴近我的唇边”——这样的表现,可能只有俄罗斯女性才会有,或只有俄罗斯女性中的公爵夫人们才会有吧——当镣铐贴近真爱的芳唇,那镣铐会不会被刹那间感动,会不会顿时变得柔软,会不会破壁飞去呢?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流放,挡不住“当时年少春衫薄”的柔情。而镣铐也真就那样破壁而飞了,等着在许多年后化为展品。自从妻子们来到西伯利亚,苦寒之地的边城开始有了冰雪消融的迹象,寒城远眺,大野苍然,小木屋燃起了壁炉和灯火,甚至钢琴的音乐声也随风飘起了。韩愈《听颖师弹琴》的开头,我从小喜爱:“昵昵儿女语,灯火今复明,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而对于当年的十二月党人来说,这情景更像是往日重现的悲喜剧,虽然他们仍是待罪的囚徒,但只要回到木屋,就不啻又回到了往日的帝都家园,还是那样的昵昵儿女,还是那样的软语灯边。妻子们给她们的夫君带来了普希金的诗歌,并一起嘲笑沙皇关于允许改嫁的诏书,说什么破诏书啊,他还算我们的皇帝吗?有一位妻子,还特意给她的夫君带来了精美的白金烟斗,那是荷兰人所制,造型典雅开放,上面还镌刻着风车和郁金香图案。这枚烟斗作为展品,在一堆黄杨木雕的烟斗中显得不同凡响。
以这枚十分“西化”的烟斗为标志,随着妻子们的到来,伊尔库次克明显进入了“西风东渐”的过程。这些初到伊市的“伊人”们,以俄罗斯妇女传统的勤劳、干练和知识女性特有的启蒙热情,在这里着手开办最初的学校,出版最初的报纸,设立最初的医院,组织最初的学术团体,扶植最初的艺术人才。总之一切都是最初的,如同她们最初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就像一枚枚坚贞的烟斗,耿耿追随,殷殷相伴,不离不弃,点燃了伊尔库茨克,温暖了整个西伯利亚;而这样的烟斗,又像一朵朵火红的玫瑰,迎风怒放,傲雪盛开,不凋不谢,芬芳了十二月党人的名字,并让这段最意味深长的俄国往事在黑夜中传遍大地。
读城如读书,诚哉斯言。而对于伊尔库茨克,可以说,自从有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这个城市才真像一本书了。所以汉语有时把它译成“页尔库茨克”,也不错,意思是书虽不厚,毕竟有那么几页,可圈可点。其实还有第三种译法——“叶尔库茨克”,我同样喜欢,因为,也许它真的很像一片叶子,譬如古铜色的烟叶,色泽沉厚,回味悠远,不知从何时起,就那样温温润润地垂落在贝加尔湖边,其声磬然,至今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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