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谢子安先生

文/林爱华  编辑/雅贤
谢子安新居

　　夜来读书，又读到恩师谢子安先生的《雨走青纱》，阅读其中熟悉的篇什，不仅感慨万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可是一切又恍如昨日。

　　子安先生是父亲的文友。我认识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朝阳市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那个时候，子安先生的家就住在校外马路对面的平房里。很小的院子，温暖的季节里总有馨香的月季花开放；很小的屋子，住着潜心散文创作的子安先生一家。子安先生习惯在晚饭后到我们的校园里散步，他当时掌管着朝阳人民广播电台《文学一刻钟》栏目，于是就认识了这个大院子里的一些文学青年，并从中挑选了两个决意追随者，加上我这个小旁听生组成了一个散文小组。在每周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拿着自己的习作，来到子安先生家，坐在主人儿子的小板凳上，一篇篇地读，一篇篇地品，一篇篇地评。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讲自己每篇文章的构思轨迹，也因此常常回忆起父母兄长，回忆起很多老家的往事，细腻而深情。《灯片儿》、《十二户村记》、《人老还乡》都是那个时候的作品。从先生的讲述中，从那些文章中，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对故乡、对土地、对父母有着那样浓重的眷恋和思念。

　　写作的人都习惯打腹稿，但子安先生打腹稿比别人不同，他的每一字，每一句，甚至每一个标点都是在腹稿中完成的，落笔即成章，所以先生可以整篇一字不落地背诵自己的文章。先生特别讲究四致，他的文稿打印出来不可以有一点瑕疵，一定得面静字清，干净整洁。先生的眼界高，眼睛毒，且心底无私，他读了好文章总是推荐给我们。有一次他在《散文选刊》上读到一篇散文《散步》，觉着好，就让我们背诵。我毕业回老家中学教书时，发现《散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先生真是慧眼！

　　我毕业回乡任教的日子，先生偶有书信来，嘱我千万别撂笔，要钉住。让我反复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读许地山的《落花生》。在我前路最迷茫的时候，先生来了一封鼓励的信，告诉我：任何时候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句话我一直搁心里记着，会记一辈子。后来我调到县里从事专业戏剧创作，先生很是欣慰，把自己装订漂亮的《文汇报》副刊复印本送我，让我细读。那个时候正是先生的散文创作旺盛期，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兜里装着绳吊床，一个人到农家去，到田野去，到河边儿去，孕育他的田园散文。完成一篇，他就拿着稿子，来弟弟开的小商店找我和父亲，听他读文章。听完了提意见，不准说好，只说毛病。是写《春起田园》的时候，先生急匆匆打电话把我叫来。先生读，我们爷俩听。听完沉了好一阵子，我说，文章语句既短且精，读不动的感觉。先生马上顿悟，噢，太稠了，有点轴，得稀释稀释。然后总结似地告诫我，文字太精，有堆砌的感觉不好，读出来像小河淌水似的顺流也不好，得有顿挫，有起伏，有节奏，有疏密才是好文章。

　　先生有很强烈的紧迫感，他总是来去匆匆。有的时候，坐着坐着，突然说，我得走了，坐着坐不出文章来。说完拿腿就走。那些年我们最熟悉他的话就是“我都三十几岁了，得赶紧写了……”，“我快四十了，对自己得有要求了”，“我都四十多了，不出东西不行了……”。他就是这样不断地追赶自己，鞭策自己。先生当文学编辑的时候，走过好多地方，甚至应贾平凹先生之邀到《美文》杂志做过编辑。但是不久他就回来了，回来后他有两个感受：一个是自己不服外边的水土，因为太想家；另一个感受是一个人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土地和生活才能写成气候，对我们而言，那就是辽西。

　　先生一生对我们说最多的一个词是“钉住”。他说过：大浪淘沙，谁钉住，谁能成。他认为散文创作就像雨后山野的蘑菇一样，只要有一根蘑菇鼓起高儿来，就会带动漫山遍野的蘑菇一齐鼓起来。他希望自己是那根鼓高儿的蘑菇，能够带领着辽西散文大军破土而出，耀眼天下文坛。先生的心真大啊！当时听这话的时候，我们都把这当成一种理想，觉得遥遥不可触及。所以，我们只把散文写作当成一种乐趣，甚至一种休闲方式，只有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散文创作当成事业去追求，当成生命去写就。所以，当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雨走青纱》的时候，当贾平凹先生破例要给先生的文集作序的时候，当先生的每一篇心血之作如鲜花般绽放辽西大地，绽放天下文坛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惊讶。先生真的“成”了，他做到了！

　　就在我们为子安先生的收获而自豪，而惊喜，为辽西散文将异军突起而鼓呼激动的时候，老天给了我们所有人最残酷的一击——先生患了癌症。知道先生去北京治疗，我和父亲的心情都异常沉重。因为我们都了解先生的个性，他太执拗，太较真儿，也太敏感，心里搁不下事儿，对于他的病怕他不能坦然对待。但知道先生手术后状况尚好，我和父亲都很安慰。那年的腊月二十七，我们父女俩去家里看望子安先生。病后的先生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但看我们来精神极好，靠在床头和我们父女唠了3个多小时。他对治好自己的病很有信心，还说过了年开春儿，就能出去溜达，不在城里呆了，已经和兄弟们商量好，回去把老家的房子重新翻盖，盖就盖好的，盖标准的北京平，回老家写作去。先生年青的时候曾去过我们乡下的老家，很喜欢那地方，所以父亲邀他病好了再去我们老家，如果去，我们都陪他回去，让我母亲给他做小米饭，摊煎饼，卷大葱吃。先生兴致极高地一口答应了，说大嫂子的大酱做得好吃，吃过就忘不了。先生还让夫人李敏阿姨找来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看他刚发表的新作品。我掩饰着心里的难过看了，但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从先生家回来的路上，父亲说，人的精神能战胜一切，你谢叔能好！我信了父亲的话。

　　过了年，正月二十七，一起跟先生学散文的淑玉来电话，打听先生的病情，说自己不知怎么了，就是心里不得劲儿，想去看看先生。我很乐观地告诉她年前看望先生的情况。她提议叫上先生的另一个学生柏民，我们3个一起去，先生一定非常高兴。淑玉撂下电话去联络柏民，我在电话这边等回音。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电话那边的淑玉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哭，我心一揪，急切地问怎么了，淑玉抽抽噎噎地说，谢老师走了，就在刚才——我们两个人再不能说话，抱着听筒失声痛哭……

　　先生的愿望是在退休后，做回他父亲一样的农人，去种田，去享受乡间的自然之乐、天伦之乐。但是他却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在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带着对妻儿、对事业的无限牵挂、无限眷恋，以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方式回归了故乡。这种回归让人扼腕！痛惜！

　　先生去世的10年里，我无数次想拿起笔写写往事，但是每一次都因无法平静而放弃。今天，我终于能完成夙愿写成了这些零散的文字。尽管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0年了，但是他的文字非但没有浅淡下来，相反却历久弥新，一如田园里的禾苗清新着故乡的土地，绚丽着我们的每一个春天。

　　先生的田种得好茁壮啊！

本文写于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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