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上）

文/张俊清 编辑/雅贤

　　我家的老屋是在老宅的院子里盖起来的。说是老屋，其实是父母盖的4间瓦房，迄今已有40多年了。

　　老宅的宅地是民国中叶，爷爷在离家遥远的东北关东里，靠给人家领头种地，打长工，出苦力，挣“现大洋”置买的一块绝好的大水院子。几年后，爷爷奶奶在这块宅地上盖了五间草房，这就是我家老宅了。

　　草屋盖起来了，爷爷没住上几年，由于在外长年累月地孤苦劳作，他过早地就得了“痨病”，六十岁刚出头就去世了。爷爷的年龄比奶奶大了“一轮”，在那个年代，爷爷也不算短命了。他撇下了老宅，遗留给了他的爱妻和儿女。

　　父亲哥俩，还有一个姑姑。姑姑出嫁时，伯父和父亲各娶妻生子了。按照老祖宗的传承，哥俩在奶奶的主持下分家了。陈年老柜里，我依旧看到当年中人用毛笔在黄“毛土纸”上写的伯父和父亲的分家单。上面分明写着“草房五间，兄弟各二间，张白氏（奶奶的姓名）一间。兄居东，弟居西，母亲轮住。后院、前院东西各丈八，以中线为界，兄弟均半。大缸两口，兄弟各一，老柜一个，张白氏自留……”

　　家分开了，伯、父两家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老宅的院子热闹了，草屋有点吃不消了。思前想后，父母与伯父、大娘商量，决定单独盖房子，把分得的两间草屋锞兑给伯父，伯父和大娘成全了这桩家事。

　　盖房子搭屋，谁家都得豁出四两半斤卯足劲地干。这对于身居深山穷农村的我家，父亲则更要使出超乎寻常人的力气。1970年深冬，苍苍莽莽的山坡，树木柴草上早已挂满白花花冰霜的时候，父亲就与太阳约定，赶早一步来到山上了。他抡起镰刀割荆条。冷了，用嘴哈哈气捂捂手；累了卷袋旱烟抽上一口。父亲不但有力气，而且干活还焯俐。嘁哩刷拉剽悍的镰刀声，是父亲演奏给披霞洒霜的大山的第一部晨曲。

　　大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这里的沟沟岔岔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七岁时，他就穿着破鞋满山坡地跑，给富足人家放羊挣钱，添续着养家了。外祖父在弯曲如虹的河沿上，每每看到年幼的父亲脚踩秫秸筏子，在深潭里来去自由地用自捻的铁丝扠子扠鱼时，就暗自喜欢这个英俊的青年了。他不嫌父亲家贫，拖媒人把自己最心爱，心灵手巧且漂漂亮亮的三姑娘许配给了父亲。1958年玉米成熟的中秋时节，21岁的母亲做了父亲的新娘。

　　男人没女人就没家，有家没房子就不成其家。人总不能住露天地，娶起老婆就能养起老婆，养起孩子，就能担当，否则男人就不叫男人。父亲总是有心计的，舍得出力气，他要把全身的热力全部投注给即将新垒筑的房巢。

　　燕子筑巢要一口一口叼啄泥巴与柴草，口口含着春光，口口衔着希望。父母盖房就如同双飞的春燕啊。石基、土坯、泥墙、木柁、圆檩、灰瓦、木门、席炕，1971年5月，在我弟弟出生3个月后，我家的四间一明的瓦房豁亮地平安盖起。看来，奶奶天天磕头跪炉烧的香真管用啊！

　　盖房子的“穷”工，都是乡亲们帮衬的。那时候，谁家盖房子搭窝都是乡里乡亲齐上阵，白帮白干，穷的人家连饭都管不起。圆檩木柁，灰瓦和秫秸是父亲买借，有的是乡邻和亲戚们点点帮凑的。房笆呢，则是父亲在冬方实冷满山跑割荆条后妈妈也跟着点灯熬油帮父亲编织的。垒墻打地基用的石头，是国营向东化工厂搬迁来后在偌大的河床上打大井时挖抛的大大的鹅卵石，经父亲捡砸后用木制的独轮车没黑没白地推来的。八岁的我，那时也常常被母亲催赶着去河滩给父亲作伴，不时的给父亲帮车拉纤。小小的我，咬牙瞪眼绷腿，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往前拉，父亲则在后面列架子地推。他一边推一边嘴里叨念叮嘱着：“儿子，你一定要有出息，要争气。爸爸一定供你好好念书，上大学。不当庄稼人，离开这穷山沟，不让你遭这洋罪儿。到城里去，过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吃香喝辣的日子。”

　　不过，入住我家新房的首者不是我们，在新房还没安窗子五风直漏的时候，向东化工厂李师傅杨师傅就哀求我父母：他们两家老小都没地方住啊。心软慈善的父母看着他们泪盈盈可怜巴巴的样子，稍做商量，就满口答应了他们。于是，从黑龙江省密山县搬迁到我们这儿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而奋斗的工人李广才、杨广生两家就成了新居的入住者。

　　盖房三年后，我家手表买上了，自行车买上了，缝纫机也买上了，在那个年代，这叫居家过日子置办的惹人眼热的“三大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晴天霹雳的噩梦突降我家，盖房仅五年的1976年5月13日临抵正午时，父亲在尖马沟公家的采石场午休卧睡时被一袁姓采石忧郁者点燃炸药，“石飞”砸在了父右太阳穴致父昏迷而失血过多，于次日凌晨在向东医院109房抢救室，年仅42岁健壮开朗的父亲永远闭上了双眼，憾然地离开了他的80岁母亲和他的娇妻幼儿爱女。

　　这是我家老屋送走的第一位亲人——我可亲可敬的顶天立地的父亲。父亲没念过一天书，十六岁的时候，他就顶着伯父的名字去了本溪化工厂做了一名配兑硫酸的化工工人。由于勤学苦练，技术娴熟，为人热情、厚道且豁达，半年就当了车间的班长。月上东山，夜深人静之时，父亲自学起文字，那是他从“妈”“妻”的呼唤与清晰中用粗树枝在地上同时用心一笔一画地学起，而后他又操起粗大的手指拨起了木制的算盘，不久还学会了缝制衣服和修理自行车。1961年夏正夜，本溪一场罕见的洪水冲破工厂门窗，咆哮而入职工宿舍，睡觉机灵的父亲跳窗而出，踏齐腰深的浊浪拼命逃出。父亲从此抹不掉的心灵伤痛的是，同去的六七个伙伴都葬于波涛滚滚中，命陨东北大平原了。伯父迎我父亲于锦州，途中，伯父向上苍许了一场“院影”，说：见到我弟弟，我要唱喜影三天。兄弟相见，抱头痛哭于锦州街头。诚然许愿的事，在伯父的张罗下也就应允了。回家后，父亲由于为人好，聪达干练且有少许文化，于是，他被乡亲们公举为生产队的保管。兢兢业业的他，一干就是18年，十八载离我而去的时候，留下的只是厚厚五本小队置家业、社员分粮谷、地懒人勤多与寡、集体创收盈和亏、救济穷人钱及物的账本，那是父亲遗留给我的唯一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父亲去世了，38岁的母亲独自撑起老屋，她要侍奉公婆，教养3个子女成人。她不肯再嫁，她怕她的孩子受后爹的气。妈妈给我们立了一个绝对成文的规矩：不先给奶奶送、端、盛饭，你们饿死都不能吃。奶奶是五寸金莲小脚，伯母在爸爸去世后，奶奶就宿住在伯父家，两家轮养轮吃，即使父亲走了以后，这种格局只有在奶奶病重时才被打破。天无论多冷多热，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雪，我们哥三个都要按妈妈定的规矩，以轮流值班的形式给奶奶按时端水送药送饭。我亲眼所见，天无论多晚，妈妈干活回来，都要躬身探望奶奶一回，比时针走点儿还准。到那后首要的是先给奶奶装烟弄火，再嘘寒问暖，这大抵是父亲留下的馗成。奶奶就在临去世前三天，还抽大旱烟袋呢。

　　攒粪、种地、刨药材、挣工分，妈妈泪洒多少，汗洒多少，只有风霜雨雪知道，暑去寒来知道，月亮晨曦知道，还有她消退的红颜和额上增添的皱纹知道，以及我们兄妹弟胸前飘舞的红领巾知道。

　　偌大的陡陡的北山坡，火车劈山开路的时候甩留抛撇下了山石、荆棘、杂草和覆土，母亲早就看在眼里，她动了心思。于是就有了14岁的我拽着母亲的衣襟在那空旷的蕴满了炮山灰费力的在石砬坡上种豆荚的图景：豆荚长，豆荚弯，豆荚青青连成片。娘领儿，儿跟娘，北山种豆荚，日日收太阳。当脆生生的爬豆秧从火车路基旁一直葱绿到坡顶，充盈我娘俩满眼盎然时，妈妈的泪水便又悄无声息地从眼角暗自淌出。我知道，她又在思念我的父亲。

　　这样一年年，夏连着秋，秋越过冬，早春呢，北山坡还未彻底解冻的时候，就响起了母亲剽悍的刨山声。一年下来，我们的爬豆总是净收二百多斤，除了留作种子和年用的外，母亲把它全部卖掉。在那个小米一毛六分钱一斤的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靠着它，我们母子不但摒弃了别人瞧不起的目光，还过上稍稍宽松的年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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