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中）

文/张俊清 编辑/雅贤

　　老屋在村人的度量与观望的眼光里倔强地挺立着，妈妈领着我们一家老小，以跋涉的雄姿，艰难而苦涩地前行着。妈妈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她从没在别人面前哭过一次，流过一滴泪。不管多苦多累受多大的委屈，她都往肚里咽。她唯一的盼向就是她眼里日日长大的三个儿女。每每当乡亲们说她能时，她常常说的只是一句话：“人啊，到啥时候说啥话。能不能，都要活下去。”就在我父亲离世只2个月时，7月28日凌晨3点40多，当妈妈摇醒我和妹妹起来避柴时，山摇般的地震发生了，“哗”的一声，我家的东山墙倒塌了。地震余波还在继续，妈妈则顶着倾盆大雨，怀抱着得急性痢疾的弟弟去3里外的村卫生所找医生去了。奶奶、妹妹和我在雨中站着，张望着，哭着，缩成一团。雨稍小，妈妈就哭着戴上草帽上梯子用破碎的塑料布和草袋子苫盖露天的东大山残留的半截石墙。月余，妈妈托人买来了白灰，房山又奇迹般地站立起来。这是我家老屋盖起来以后的第一次修缮。

　　1979年新正初三，我的奶奶走完了她83岁的人生旅程，在思念她小儿子和疾病交加中于我家的老屋中安然去世了。她一生吃斋念佛，是虔诚的佛教弟子，她还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和正骨土郎中。82岁的时候，她得了子宫癌。那种病好腥臭的，老远闻到的人，就不得不遮掩口鼻。奶奶不能动弹时，妈妈干脆就不让她轮吃轮，直接住在我家了。她躺在干干净净的炕褥上，妈妈每天都要给她梳头、洗脸、端屎端尿，调样儿给她按时做饭，外加营养小灶。奶奶睡炕头第一铺，冬天，炕烧得暖暖的，奶奶逢人就说她知足了，死了也心甘了。初二的晚上，她吃完妹妹喂完的三个饺子，在甜睡中于次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天天飘着雪花，妈妈披麻戴孝，在院子里一边哭一边给奶奶的棺材刷红油漆。漆稍干了的时候，她又给奶奶铺棺床，正衣冠，一边哭喊着一边又像往日一样慢慢地给她婆婆别上银发簪，拿上一盒火柴，在烟袋锅里装满旱烟一起倚放在奶奶的身旁。

　　1982年的7月正午，高考落榜成为“大学漏子”的我独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暗自哭泣，妈妈看在眼里，一跺脚说：“走，妈领你找大队书记去”因为我父亲是因公而逝，大队与我家做的合同上说：三个孩子到18周岁给“安排工作”。所说的“安排工作”就是向东化工厂占用农村土地后与县政府协商给安排一批当地的农村适龄青年做县办的食品加工的工人，但到我这个年龄时县已经停止安排了。在他家，大队张书记嘬了好一阵牙花子，才答对说：考老师去吧。当时参考的有30多人，我因语文成绩考第一而被录取当了民办教师。在这个老屋里，我是走出的第一个“有出息、有文化”的农村人。从那以后，我就挣上了工分，养起了家，干起了我那时候实在不愿意干的令人瞧不起的“孩子王”工作。后来我考入中等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我依旧被分配到生我养我的家乡，依旧重返我的母校，彻底干起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工作。

　　我娶媳妇了，我的妻子在她们那儿是十里八村的好姑娘。每每正月，几个村上合办秧歌会时，她都是演艺队里的必不可少的头排人。她聪颖，貌美贤惠，性格稳定，尤其是人缘特好，心肠极善。她兄妹十一个，顺排八哥一姐一妹，她为十。

　　初秋一个早上，当旭日东升，霞红淡抹，鹂跃鹊鸣的时候，我抱来了彩花盘头坐着轿车的新娘。一阵鞭炮响过，彩花在少男少女的抛撒中缤纷祥和地舞落在我和妻子的头顶时，我的妈妈就早已按捺不住奔于车前，乐颠颠地抱住她的儿媳妇：她娶儿媳妇了，她的苦终于熬出头了。洞房里，我和妻子相互许下了一句话是：好好过日子，相依相搀一辈子。

　　她曾是上班族一员，但起早贪黑没几年后，也随着改革的大潮光荣下岗了。婚后一年多，我的大女儿出生了，这是我家老屋再添的新的生命与希望。女儿的诞生，如同我家老屋沐浴着的旭日捧出的戴露嫩花，盈满与托负着我全家人的快乐与幸福。

　　地2亩、猪近40头、杨树4亩多、葡萄80余棵、小卖店6平方米，一年下来，我们俩口子可真是忙坏了：每天天不亮就起炕，晚上10点半睡觉是早的。夏日中午，天无论多热，我们也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冬天早上无论天多冷、多黑，我俩就准时准点忙上了：因为经营猪，要馇猪食、喂猪，还要做卖的小食品、拌菜啊、蘸糖葫芦啊等等。这样下来，围裙总在我俩的腰间扎着，就像秧歌演员在屋里屋外扭着。妈妈看了心疼，也跟着忙活。妻子总是苦笑着说：晴天有晴天的活儿，阴天有阴天的活儿，白天有白天的活儿，早晚有早晚的活儿，没有没活计的时候，活着可真充实啊，这就是命啊！

　　每每忙完学校的一摊工作，下班回家后，我就麻利地脱下“军装”换“农服”：布帽子、绿胶鞋、灰织服。第一件活计就是跳进猪圈清理猪粪便，然后到仓房开开粉碎机加工玉米面，掺拌饲料。礼拜天，我俩就到地里种、铲（草）、趟（地），去经营巴望着丰收的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等庄稼。最繁杂的是经养葡萄，三天一打蔓，五天一摘心，施肥、打药、浇水、缠绑新生枝。葡萄成熟了，还得起早贪黑、串街串庄地买。这些农活，我俩从没“单爬”，都是我和妻子同干。热汗淋淋，笑声咯咯，确实是双燕比翼，齐飞朝霞与落日。

　　晚上灯火通明的时候我俩就扎着围裙盘坐在炕上串起糖葫芦来。其实，我夫妻俩真的不会串糖葫芦，更不用说蘸糖葫芦了。串蘸糖葫芦是技术活儿。冰糖葫芦确实好吃，串卖冰糖葫芦也确实挣钱。我除上班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外，没有其它任何的来钱道儿，我多么盼望有个挣钱的门儿啊。邻居住的七十多岁的向东退休工人陈大爷由于感激我俩口子对他多年的照顾以及我俩对四邻八舍的忠厚勤快的为人，他就把不外传的蘸糖葫芦的手艺手把手地传教给了我俩。

　　通红溜圆的山楂放在盆里，我忙完别的活儿后，囫囵地吃口饭，就雷打不动的像女人一样坐在炕上，开始了我和妻子每天晚上都要机械重复的活计。洗、串之后就等着第二天早上蘸。繁星满天的时候，我们生火、熬糖。妻子左手端糖勺，右手蘸，我则在一旁调火，撒芝麻，装箱。在东方鱼肚白的时候，大街小巷就响起我俩叫卖声。叫卖声中是糖葫芦酸，糖葫芦甜和酸甜里丛生着我家老屋无穷的故事以及故事里折射的透透亮亮的人生。

　　杏叶子成熟的时候，也成熟了山里人心里的梦。撸杏树叶喂猪是母亲传承给我的习性。这样的劳作已成了我夫妻俩每年此时必不可少的工序。尽管没到山上，似乎就早已闻到杏树叶子香了。那满树长的，已经不是叶子，而是满树枝子钱。不蘸糖葫芦的一大早，妻子就准备了4个大麻袋。我们呼朋唤伴，推着独轮车，顶着哗哗的露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披着鲜亮亮的晨光，就一头扎进了浩荡的大山。自然，余辉散满西天的时候，我们满车满载，跟头趔趄像游龙一般顺着两山相夹的沟底小道流向沟外。这时回头望远山，已是黛色朦胧了。

　　妹妹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日出嫁的。一座石英钟，几套惹人眼的被褥是我手捧着体面地送给我唯一的妹妹做嫁妆的。妹妹也是挑家过日子的好手，那时由于生活的无奈，她老早就辍学了，但她无怨无悔。个小的她，16岁就到生产队上用柔嫩的肩膀挑粪挣工分，和妈妈一起担当起家庭生活的重荷。挣得的工分，除一家人年吃年用外，还得攒钱添续着供我念书。20年后，她走出了老屋出嫁了，奔向勤劳幸福且殷实的于家，但老屋依旧是她梦牵回绕的家！

（未完待续）

小链接

【本网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