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特稿

献给母亲的遗像

文图/王文武  编辑/繁花似锦

　　我的母亲于1998年12月18日晚离世，时值腊月。那天，塞外的寒气格外逼人，刺骨的北风吹得山城楼窗呼呼直响，恐怖的夜加上老家上空传来的一声霹雳，我的心霎时坠入万丈深渊。

　　1984年元月14日，我的母亲刚刚79岁时，患脑血栓卧病在床。在病后的十四年中，历经五次反复，在最后一次彻底瘫痪不能说话了。可见，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当我们推着专门为她制作的坐便式轮椅出门的时候，同时也带着自豪，觉得是在分享伟大母亲的荣誉。

　　母亲被病魔缠身近15年，但还算健安。乡里乡亲都说儿女们侍奉得好，其实不尽然，除了母亲的自身造化外，谁又知一生都要强的母亲，为了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在每时每刻用怎样的毅力忍受着病魔的残酷吞噬。

　　母亲的突然绝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虎年。在那风风火火的年代，她好像也要恢复往日的风彩。那天晚上十点多了，电视机的屏幕上“拳打镇关西、血溅鸳鸯楼"的精彩节目使她高兴得不得了，谁又知那音容笑貌仅成了昙花一现。数分钟内，因大面积脑出血，没用儿女七人守候在身旁，就连陪伴她一生的“贴身保镖”最长不能离开她十分钟的爸爸，都没看着她闭上眼睛，更何谈让女儿们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为她献上点儿什么，就这样毅然决然地走了。她，一生纯朴自重，从不愿让別人说些咸淡，更不愿为別人添乱，甘献母爱，从不讨价还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母亲安息了！是那样的心安理得，是那样的从容圣洁，我们没能全尽儿女之情的内疚是无法挽回的。看看母亲那刚毅安祥的面容，在暗淡的灯光下，眼泪不知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形成了多少条粼光闪烁的小河，淌在灵前的挽联和纸屑上，那一幕幕往事现在还叫人记忆犹新。

　　1919年5月8日，正当大山里的蒲公英绽开金黄色花芯时，母亲便在被誉为“九凤朝阳”的辽西北部山区诞生了。听上岁数的人讲，母亲嫁出山沟来到川下我家时，实为金凤出巢。虽家贫如洗，从未进过学堂，但山菊花的芬芳却是令人刮目相看。当她少年时，就在长满野草的土房的炕沿底下不知躲过了多少颗“慌乱”时期胡子和强盗的冷弹，是在军阀混战中度过花季的。在与父亲结婚后，又是在日寇铁蹄下带着子女饱偿了苦难。困难时期，为求得我们读书，节衣缩食，以传统的小脚去争得一椎之地，而从未让过须眉！为了家庭，以与家族友邻合睦相处为本，坦荡行孝，忍辱负重。对媳妇们的事从不对我们说，既使说了还得另加嘱咐:“不要和她们打闹，要好好说。”但是，对我们的毛病却从未放纵过。因此，在她悠远的人生经历中很少有过安定幸福的生活，我感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悲凉感和一种刻骨铭心的忏悔。我守在母亲灵前，祈求老天能使母亲醒过来，忙完了一生，刚刚甩开传统的小辫，好度一下安静欣幸的余年。

　　夜深人静了，我依旧守候在母亲身边，凝视着母亲的面容，感到母亲真是很累了。此时，许多儿时的印象再次纷至沓来，我似乎觉得自己正顽皮地趴伏在母亲怀里，姊妹们牵衣捉襟拥在周围。父亲为了谋生终年飘泊在外，七个孩子大都是母亲提携拉扯抚养长大的。更有那酷暑严冬的田间活儿，老少俱存的繁重家务，她无所不为，真的是泥一把，汗一把，屎一把，尿一把；在她的心中，以自已的孩子快乐成长为满足。所以，在她十几年的病魔折磨中，每当看到儿孙们聚集在自己身边时，竟完全忘记了病痛，只顾兴奋地打哑语，虽然神经压迫笑起来五官挪位，但给人的感觉又是那样的可爱可亲。

　　记得我11岁那年，我撑着瘦小的身躯从公社食堂里颤抖地捧着分给全家九口人的一盆馇子粥回家，不慎一脚跌倒，把粥洒个精光。当时，我哭着战战兢兢地走回家，可妈妈她并没打骂我，只是哽咽着把她准备吃的野菜又塞进我们的嘴里。我在小的时候，就犟得有名，家里有点儿风波总与我有关。那时，不管妈妈怎样打我，我都不肯挪动一步，嘴里只是一个劲地嘟嚷:“我心里有底。”妈妈疑惑地问:“你有什么底？”现在该知道了吧，因为我永远是她的儿子！

　　母亲安葬后，我每天不知多少次翻阅自己的影集，以求时时都要见到母亲的身影。接着我又把她生前在病榻上用稍能活动的左手把自己喝的奶粉颤抖着往晚辈婴儿嘴里送时，抓拍下来的最后一幅肖像精心放大后，母亲又一次活生生地亲切慈祥地顾盼着，仿佛往日叮嘱我们什么似的，这是我们在伤痛的日子里最感安慰的。因为这张遗像是母亲存在过的最美好印痕，也使母亲的一生不再成为空白。

　　我把母亲的遗像放在我的书桌前，不再让母亲生前的每个礼拜六下午柱着拐棍等候在门前的石台上，我将日日面对她，怀念她，也请她永远激励着我清清白白做事，本本份份做人。

　　（本文原载于《辽西文学》1999年第5期，在发表时有改动。）

[责任编辑 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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